无视史实，虚构故事
——评《意拳拳学》中“王芗斋生平及大事记”
在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意拳拳学》中的“王芗斋生平及大事记”里，其编者王玉芳公然编造谎言，声称“1913年王芗斋聘师兄李奎元之弟子孙福全去陆军武技教练所任该所教练。”又称“1928年，在钱砚堂为王芗斋来上海举办的欢迎会上，师兄钱砚堂请孙、王表演拳术，王芗斋坐在一旁含笑不语，弟子赵道新站起来说道：‘我来陪孙师兄玩玩吧。’二人搭手瞬间，孙福全年老不支”。这两条奇闻曾出现在1993年第四期的《精武》杂志上，由王选杰的弟子胥荣东编写的“王芗斋传略”中（又据胥荣东称，此说源自1986年于永年等编写的王芗斋传略，并刊载在1989年《站桩》一书中）对此，北京孙氏太极拳研究会早在1994年第三期的《中华武术》上就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对方至今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意拳（大成拳）的一些门人，本着谎话说上10遍，就可以以假充真的心理，在《意拳拳学》中再次重复这两条谎言，其行径实在是龌龊可鄙。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谎言进行进一步的评析。
一、 孙禄堂先生从来未去过陆军武技教练所任教
证一：在1929年由江苏省教育厅审定的《江苏省国术馆年刊》中有“本馆现任职教员履历一览“，在孙福全先生的履历档案中有孙先生自前清府直至当时的所有履历。其中根本就没有去陆军武技教练所任教的经历。因此，所谓孙先生受王芗斋之聘去陆军武技教练所任教练之说与孙先生当年的档案资料不符，纯属无稽之谈。
证二：在1935年2月17日由天津“道德武学社”出版的《国术周刊》创刊号中有龚剑堂（号勉学斋主，生于1894年，时任海京洋行机械工程师）撰写的“拳家自述习武经过”一文，内中记载：“民四年（1915年）春，孙师在京第一班，既余等开端，以前不教亦不收门人。余斯时得见郝恩光、尚云祥、程海亭、靳振起于孙师家中。”因此，孙禄堂先生1915年春在北京才开始有教拳活动，并且是在家中施教。这份史料明确记载了孙先生在1915年以前在北京既不公开教拳，也不收门人。怎么可能会有1913年到陆军武技教练所去受聘教拳的事呢？由当年《国术周刊》上的这篇文述也证明了所谓孙先生受王芗斋之聘去陆军武技教练所任教练之说与史实相悖，纯属无稽之谈。
证三：孙先生的女儿，今年已经88周岁的孙剑云女士也说：“先父从没去过什么陆军武技教练所任过什么教。先父那时也不认识王芗斋。先父知道王芗斋是1925年前后，那时我已经10多岁了，清楚的记得当时有人询问先父‘是否认识王芗斋？并问及王芗斋是否是郭云深先生的弟子？’先父说他不认识这个王芗斋，也没听说过郭先生有这么个徒弟。以后，先父还曾专门嘱咐过我们：‘有个王芗斋自称是郭云深先生的徒弟，我没听说过，老宋先生（宋世荣笔者注）也没听说过，我们不认。’所以，先父与王芗斋一直没有来往”
综上，无论是根据文献史料，还是根据当事人的记述与回忆，都以确凿的史实证明了所谓孙先生受王芗斋之聘去陆军武技教练所任教练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二、 王芗斋当过陆军武技教练所的教务长吗？
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拳（大成拳）的一些门人不断在其书中及刊物上称王芗斋在1913年当过陆军武技教练所的教务长。但是根据笔者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反复核查，第一，陆军武技教练所并非成立于1913年。第二，在陆军武技教练所的历届教职员名录中根本就没有王芗斋、王尼宝或王宇僧这些王芗斋曾用过的名字。请问意拳（大成拳）门人你们所称王芗斋当过陆军武技教练所的教务长的史料证据何在？如果你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此说如何能够成立？！
三、 所谓1928年在上海赵道新当着钱砚堂等人的面使孙先生年迈不支之说纯属是王芗斋及其后人捏造的谎言。
证一：孙剑云女士说：“1928年，先父与钱砚堂先生在上海根本就没有见过面。其实，先父在南方初次与钱砚堂见面还是一件在当时上海武术界颇有影响的事，见面的时间是在民国19年（1930年）冬，当时上海武术界给先父过七十岁生日。地点是在上海四马路会宾楼。由于先父来南方后一直未曾与钱砚堂联系过，更没有与钱砚堂见过面。所以，先父过生日也没有给钱砚堂发请贴。但是当祝寿开始时，门外忽然报钱砚堂先生到，先父于是带着众弟子迎接钱砚堂先生，见面既给钱砚堂施大礼。钱砚堂一边还礼一边说：‘早就得知您到南方，一直没有机会登门拜访。这么多年没见面，您还是那么硬朗。我这回可是冒昧前来啊？’先父回过头来对我们说：‘这位钱先生是郭云深太老师的弟子，你们得叫师爷。’我们一看这钱师爷也就是40多岁，比先父的年纪小多了。当年上海武术界的老人每每提及此事都对先父尊重师道的行为赞赏不已。先父自南下以来直到1930年冬都不曾与钱砚堂见过面，因此又谈何在1928年去上海参加钱砚堂召集的为王芗斋举行的欢迎会呢？更何况先父一向鄙视王芗斋一些做法，根本不承认王芗斋是郭云深先生的弟子，退一步讲就算知道有这么个欢迎会，也不会去参加的。所以，王芗斋的门人称1928年在这个由钱砚堂邀请的欢迎会上赵道新使先父年迈不支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孙先生在南方时，孙剑云女士亦在孙先生身边，所以，孙剑云女士可以说是直接的人证。此外，还有上海一些武术界老人的叙述，因其内容与孙剑云女士的说法基本一致，故不赘述。
证二：据1934年8月“国术统一月刊”上“孙禄堂先生传”记载：“先生道德极高，与人较艺未尝负。”该传的作者是晚清翰林，负责清史馆篡修的陈微明。陈微明自1925年南下上海创办“致柔拳社”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始终没有离开上海。对上海武术界发生的事情颇为熟知。因此，无论陈微明从以往自身的功名上（晚清翰林、清史馆篡修），还是从自己在上海武术界现实的影响上，陈微明都没有必要更没有可能为孙先生明目张胆的说假话。因此陈微明当年的记述是可信的。所以，根据当时文献史料上的记载，当年孙禄堂先生是与人较艺未尝负。而根本不存在什么“年老不支”之说。
证三：再看看赵道新的同门师兄姜容樵是如何记述的！赵道新的同门师兄姜容樵在其1932年（此时孙先生已返回北方）写成的《当代武侠奇人传（又名近五十年国术家掌故）》的第七卷第11页上记载：“孙禄堂不仅八卦掌入了化境，为同辈人所望尘莫及，就是五行十二形也是各尽其妙。……同辈师兄弟中就属他年纪大，也就算他的能耐出类拔萃。所以无形中也就推他为斌字辈之魁首。他的技艺无一不精，刀枪剑戟都比别人来得高妙。所以当时南北驰名，差不多压倒那些老前辈。人家就送他一个绰号，叫做万能手，也真称得起是盖世英豪。”姜容樵1928年在上海创立尚武进德会，在当时的上海武术界颇有影响。而1928年时赵道新与王芗斋等来到上海，当时也在上海的姜容樵对他的师弟的活动不会不知道。然而按照姜容樵的记载，孙禄堂先生的功夫不仅是令同辈人望尘莫及的，而且当时被公认为是盖世英豪。这同辈人中自然也包括赵道新。也就是说按照赵道新的同门师兄姜容樵的评价：孙先生当年的功夫是令赵道新等望尘莫及的。姜容樵看在他的老师张兆东的份上，无论如何也不会在书中抬孙贬赵。因此按照赵道新的师兄姜容樵的记载，同样得出所谓赵道新使孙福全年老不支之说与史实真相相悖，纯属是一些人捏造的谎言。
证四：当年赵道新的技击实力如何？可从他参赛的成绩上得到最直接的体现。赵道新曾参加1929年底的浙省国术游艺大会和上海国术大赛。这两次国术大赛都是采取双败淘汰制。即第一次失败后，并不马上被淘汰，而是进入负者组中再进行比赛，若再次失败，才被淘汰，因此这两次比赛的成绩还是比较能够客观的反映拳手的实力的。赵道新在浙省国术游艺大会上经朱国禄看在张兆东的面子上不战自退（见《申报》1929年11月26日“国术比试第四、五两日“之报道），才使赵道新勉强最终获得第十三名（见《申报》1929年11月29日”浙省国术大会闭幕“及1930年4月出版的《浙省国术游艺大会集刊》）。至于赵道新在上海国术大赛的成绩就更差，比赛只进行到一半时就遭淘汰（见《申报》1929年12月31日的报道），根本就没有取得名次。而孙先生的弟子学生在这两次比赛中的成绩比赵道新突出得多。如浙省国术游艺大会最优等前6名中，孙先生的入室弟子占了3位，学生则占了5位。如胡凤山、曹宴海、马承智等（见《申报》1929年11月29日及《浙省国术游艺大会集刊》）。在上海国术大赛上，孙先生的学生弟子包揽了前三名，既曹宴海、马承智、张熙堂，实力稍弱一点的袁伟也取得第8名的成绩（见1930年1月7日《申报》）。因此，当年孙先生的许多弟子的技击实力远在赵道新之上。而按照当时武术界的公论，孙先生所有的学生弟子的技击实力与孙先生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山东国术馆的教务长田振峰在其《求是》月刊“盖棺论定”一文中就以孙先生的学生弟子们的功夫都远不及孙先生，来抨击孙先生的教学）。因此，根据当年的比赛战绩，也充分地反映出赵道新当年还不具备使孙先生年迈不支的实力。所以，当笔者就意拳（大成拳）捏造的这个“故事”，向当年曾生活在沪宁杭的一些老拳家咨询的时候，老人们都觉得这个“故事”荒诞不经，不值一驳。
此外，意拳（大成拳）的一些人所以要捏造这个“故事”，无非是借此抬高王芗斋及其教学效果，可是1933年赵道新在给吴翼辉刻的图章上表示，他5年来在拳术上一无所获。也就是自1928年跟从王芗斋以来没有什么收获。以致赵道新晚年根本不承认他是王芗斋的弟子。因此，你们花这么大的力气捏造这个“故事”又有什么意思呢？
证五：自1993年这个“奇闻”在《精武》杂志上刊登以来，我曾就此请教过10多位老拳家，下面我就摘录一段1995年访问李天骥先生时，李天骥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李天骥说：“ 据我所知孙先生不曾与赵道新、王芗斋比过武。但据赵道新自己讲，他曾向孙先生请教过。解放初，郝家俊和赵道新来北京找过我。在谈及孙先生时，赵道新曾感慨地说：‘当年在上海时，被孙先生两个手指一搭，便全身不得劲，稍一勉强，我自己就跌了出去。当时我非常羞恼，然而孙先生却说我这人适合当个急先锋。’赵道新为人颇自负，论辈分又比我高两辈，当时他的处境很不好，但说这话时，象又回到了当年，象个大孩子。据我父亲（李玉琳，笔者注）讲：赵道新在南方时对孙先生一向十分恭敬，尽管他们是同辈。如浙省国术游艺大会闭幕时，孙先生作为这次大会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持者之一，在会见获奖者时，曾握着赵道新（第十三名，优等）的手说：‘小师弟功夫不错。’赵道新听到孙先生夸奖他，喜不自禁，到上海后还跟我父亲讲孙先生夸他的事。所以，孙先生与赵道新之间并无什么矛盾，此外，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矛盾。不过许多老辈人全都知道孙先生确与王芗斋有隔阂。主要是孙先生看不上王芗斋的一些做法，包括充大辈，自称是郭云深的弟子等。这个矛盾的公开是在1929年11月的浙省国术游艺大会期间。据这次发起人之一黄元秀先生对我讲：那时张兆东、李文亭、李子扬、王芗斋、赵道新等应邀初到杭州，由于张兆东是名师辈分又高，黄元秀为尽地主之谊，请张兆东和随张同来的李文亭、李子扬、王芗斋和赵道新等到家中吃饭。闲谈中，王芗斋以郭云深的弟子自居，并说现行的形意拳已把真东西弄丢了。当时黄元秀为了试试王芗斋是否有真功夫，就说如果由他约孙先生与王一比，王是否同意。当时王芗斋表示交手对他算不上什么事。过了两天，在李景林将军宴请与会名家的宴会上，黄元秀将此事告诉了孙先生。孙先生听后当即对黄说：‘请你跟他说，想比试一下，我可以奉陪。不过他要输了，就请他从此摘下郭先生这块招牌。如果我输了，我就此回老家。’孙先生说这话时声音虽很平静，但传得很远。在相隔一桌坐着的王芗斋直往这边看，孙先生见王往这边看，便缓缓站起来对王说：‘你是要在这里试呀还是过两天到台上试？’王见状连忙低着头支吾说：‘孙先生误会了’由于王芗斋说话时几乎是低着头嘟哝，孙先生可能是没有听清王芗斋说些什么，仍站着等王回答。这时与孙先生同桌的李景林赶快站起来打圆场，扶着孙先生说：‘吃过饭再说，吃过饭再说。’于是孙先生才坐下。散席后，王芗斋便匆匆离去，未提试手比武之事。这一下，黄元秀试出了王的虚实，以后黄元秀对王芗斋很不以为然。第二天，王芗斋为了李景林昨天出来打圆场之事去友常别墅向李表示感谢。正赶上黄元秀和褚桂亭以及胡凤山和孙振岱一同向李景林学习武当剑。而与王同来的有李文亭、李子扬、章殿青和赵道新。寒暄之后，便一同看李景林教武当对剑。这时胡凤山提出要与王芗斋试试手，王芗斋不知道胡凤山的功夫硬，便与胡试手，胡凤山一连三次击倒了王芗斋。李景林、黄元秀和李文亭见苗头不对，赶快劝住，说以后擂台上还有机会。但王芗斋已是很丢面子，在以后整个大会期间，王芗斋既没有登台与人交手，也没有表演一下形意拳。只是演示了几下辍脚，哼了一段‘沧海龙吟’算是了事。自此以后孙先生与王芗斋再无什么接触。82年，姚宗勋来找我时，曾提及往事，姚也承认从无来往。”李天骥先生曾长期在国家体委从事武术管理方面的工作，说话一向较严谨。体委的老同事普遍对李天骥的为人评价颇高。因此李天骥先生的叙述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同年在武魂编辑部我还遇见了意拳门人敖石朋，敖自称已经80岁，当我问及所谓孙先生与赵道新搭手时年迈不支这个“故事”时，敖石朋断然说道：“这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赵道新与孙禄堂差着老大岁数呢。先不说谁的功夫怎么样，张兆东也不许赵道新这么干呀。”还有原中央国术馆学员吴江平先生，当笔者问及此事时，吴江平先生说：“孙禄堂先生既精内功也精外家功夫，是先师（窦来庚，首届国术国考最优等获得者，山东国术馆副馆长）最佩服的老前辈。孙禄堂老先生的内外功夫在当时都是没有谁能比的。那时我们都把孙禄堂老先生看作为武圣。如果真有你问的这种事，在当时早就轰动了，我绝不会到现在才头一次听说。”吴江平先生是体委系统的优秀离休干部，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又非孙门传人，故所言应属公正。
综合上述五证，无论是当事人的自述还是文献史料的记载以及当年赵道新的战绩和几位当年老人的叙述，从不同的方面都证明了同一个结论：即当年赵道新使孙福全先生年迈不支之说完全是一些人捏造的谎言。这种为了抬己贬人而造谣生事的做法，严重影响传统武术的正常发展，是武术事业的一大毒瘤，必须根除。所以本文措辞，无虚饰客气之言。
其实，在我就此问题进行调研的数年中，我所收集和掌握的证据及其相关材料远不只上述这些。但是为了从武术界需要团结的大局着眼，我考虑再三对一些历史内幕以及某些拳派创始者的劣迹还是做了保留，暂不公布于此。一切将根据事态的发展而定。希望一些人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谤毁他人，如果你们硬要这么做，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童旭东
2002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