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禄堂武学文化网

　　近一个时期在网上流传着多种不同版本的关于孙禄堂先生辞去中央国术研究馆教务主任及武当门门长的说法，其实在当年的史料中对此早有明确记载。1934年陈微明先生撰写的《孙禄堂先生传》中有：“以忌之者众，不合辞去。”也就是说由于当年在中央国术研究馆内忌妒和忌惮孙禄堂先生的人比较多，造成孙禄堂先生与之不合，因而辞去。这是现在可以找到的史料上唯一有关此事的记载。陈微明先生发表该文是在1934年的《国术统一月刊》上，当时绝大多数知情者都健在，而且与陈微明先生多有来往，如张之江、李景林、柳印虎等。陈微明先生是当时国术界的知名人物，以陈微明先生一生的清誉和当时所处的环境，陈文所述是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因此本来对这个事情不必再行辨析。但是，近来总有一些好事者，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传说，妄图诋毁孙禄堂先生的武功。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再说上两句。
　　近日高振东先生（1879——1960）的外孙邢志良先生在“孙氏内家拳网站”上发表了转抄的口述资料“尘封了八十年之久的武林逸事（记武当门长高振东）”。其中有关于孙禄堂先生离开中央国术研究馆的事，这份资料对此是这样描写的：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的一天孙禄堂师伯的儿子孙存周和弟子李玉林忽然从南京来上海找我，手里拿着孙先生的信。叫我到南京说有事情商量,我因为在上海七个地方教武,工作很忙离不开身,叫他们回复师伯,替我说明原因....。第二天两弟急急匆匆又来,在我家等着我,我问师弟什么事情这么急?师弟拿出督办(李景林)的信和名片,还有孙先生的名片,因为我不识字,就叫他们念给我听，信的内容大概是：“王子平要和孙先生比武，请你速来南京商议此事”，师弟说：“老师和督办（李景林）要你立刻起身和我们一起回南京”，我即刻简单安排了一下手里的事情，就随他们上了路。 到京后我即刻去见孙先生，谈话间李督办也来了，他把我和孙先生叫到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寒暄了几句之后李督办就说：“言归正传，振东，我给你的信你都知道了吧？可能孙先生也和你说了过了吧”，我说：“师伯刚要说你就进来了”，他接着说：“那好，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中央国术馆是去年在国民政府全体会议上由张之江倡议的，得到了很多国府委员的支持而批准的，国家拨经费30万元开办国术馆，国术馆的权利机构有监督、理事、馆长、科等，戴传贤为监视长，于佑任为理事长，张之江任馆长，我是付馆长，教务方面以门长为武术之首，”馆内分设两个科，第一科王子平是外家门长（少林），孙先生是内家门长（武当），两个门长的地位一样，工资也一样（注1），前些日子孙先生出版了形意拳谱，子平见了就说：“你们内家拳说的那么悬乎，我们比试比试吧，要不我和孙先生较量较量”，馆内的一些人也趁机煽动起来，如果叫你师伯和他比，我考虑你师伯年近花甲，不太适合，子平四十多岁，正在壮年，所以把你请来代替你师伯和他比武”，我听了就心思（琢磨），虽然我在军队里和人家比过武，那场面比较小，久闻子平大名，这事情不比平常。孙先生看出我的心思说：“振东，以你的功力一定会战胜他的”。在二位的劝说下我只好应下此事。师伯后来就回了上海。那几天在国术馆吃住，什么事情也没有，一天张之江馆长突然发了个委任状给我，叫我代理武当门长，我当时拒绝，因为我是代理师伯来这里的，等师伯回来，我还要回上海教拳呢，我当时没有接受此状。在中央国术馆我每个月的工资是洋钱300元，一天我早上刚刚起床，子平来到了我的房间，寒暄着：大哥刚起啊？我忙给他沏茶，子平坐下后说：“大哥，今天上午我们两个人要在大客厅比武了，你准备一下吧”，我说：“我是来代理师伯的，怎么敢和你比武呢？”，子平又说“大哥，你想想,下边的人每天起早贪黑，每月不过挣个几十元，咱们拿的多，人家会不服气啊，咱们怎么也得叫人家看看啊”，说完起身就走了，约莫一袋烟的工夫，子平又掀开门帘进来了，说：“大哥我们走吧，人家都等着呢”。我随子平来到了大客厅，到了客厅我看到客厅里的人很多，大家起来给我让座，我谢了大家，然后起身向大家说明了我的来意：“我是代理我师伯工作的，不是来比武的，既然子平要试试手，我得先说明，我们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子平先生要是伤了我，那是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不会恼恨子平先生。万一我伤了子平先生，可不许行短见（暗地伤人），在座的如果哪位不服，咱们在大家面前较量，不许暗箭伤人”，大家都赞成我的说法。这时我问子平怎么比？王摆了个劈拳式向我进招，我用掌勾卦封闭，王无招架之功，被我打中一拳退至墙下，于是王急忙挥手示意停止，我正要罢手，待我转身时，王突然过来追打，我回身一掌，将王的衣服豁开一个大口子，李督办（李景林）见事不好，上来劝解。子平知道艺不能敌，合手认输。第二天，他在清真饭店请了我和其它教师，自此子平和我结拜，我长子平一岁，自平亲书兰谱，愿和子平共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后来，子平去了上海。事后我就急于想返回上海，经过几此申请，张之江就是不同意，并且说：“子平去了上海，你再走我的国术馆怎么办？”。从此张之江就秘密交代手下，凡是我的来信一律不叫我我知道，他叫人秘密伪造了以我的名义写的信邮寄往上海，又伪造了上海来的信念给我听（我不识字），大致就是说：我走的时间比较长了，人家又请了教师。当时我不知道是假信，就信以为真。张、李馆长借此机会把我留下叫我担任中央国术馆门长一职。"
　　于是一些好事者借此歪曲孙禄堂先生离开中央国术研究馆的原因是不敢接受王子平的挑战。但是根据当年史料记载，经邢志良先生转抄的这份口述资料中上述这一部分的描写与事实不符。特此说明如下：
　　证一：按照邢志良先生转抄的这份资料中李景林先生的说法，王子平找孙禄堂先生比武的原因是“前些日子孙先生出版了形意拳谱，子平见了就说：“你们内家拳说的那么悬乎，我们比试比试吧，要不我和孙先生较量较量”但事实上，截止到1928年6月，在孙禄堂先生离开中央国术研究馆前并没有出版过什么形意拳谱。（注2）因此，邢志良先生转抄的这份资料上所描写的导致这次比武的原因并不存在。
　　证二：按照邢志良先生转抄的这份资料上的说法，请高振东先生来南京的目的是代替孙禄堂先生的武当门接受王子平的少林门的挑战。高振东先生是1928年6月份来到南京的，但是比武是在1928年8月以后才发生。（注3）最为关键的是1928年5月下旬孙禄堂先生就已经辞去中央国术研究馆教务主任及武当门门长的职务，并于1928年7月1日孙禄堂先生已受聘到江苏国术馆任教务主任了。（注4）由于这时孙禄堂先生已经辞去中央国术研究馆的任职，因此，高振东先生这时也就没有了代替孙禄堂先生参加中央国术研究馆内部两门比武的因由和必要。而且按照这份资料上的说法，当时高振东先生还在惦念着他在上海七个场子的教拳的差事。所以高振东先生怎么可能不明不白地从6月份一直等到8月份，去等一场已无比武因由又无具体时间约定的比武呢？！这也太不合乎常理了！所以高振东先生后来与王子平的比武，并非是代替孙禄堂先生去比武。他们两人的比武，是在孙禄堂先生辞职离开中央国术研究馆两个多月后，各自代表中央国术馆的武当门和少林门去比武。因此，所谓请高振东先生来南京的目的是代替孙禄堂先生与王子平比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证三：从古至今武林中如果有哪位武术名家因为不敢接受他人的挑战而辞职逃避，必然要名誉扫地。而孙禄堂先生离开中央国术研究馆后，不仅在武林中声誉没有丝毫降低，而且达到当时武术界他人不能企及的高度。比如： 1928年10月成立了领导全国国术的统一组织机构：中华国术联合会，当选理事13人，职业武术家中仅孙禄堂先生一人，其它12人为军政要员、金融巨子及社会闻人。（注5）由此可见孙禄堂先生在离开中央国术研究馆后仍然在武术界享有至誉。再比如任职于中央国术研究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武术家为了追随孙禄堂先生，先后去了江苏省国术馆。如曾参加中央国术馆内武当少林两门比武的中央国术馆武当门科长柳印虎、中央国术研究馆首期教授班成员胡凤山、马承智、李庆澜、于化行、陈一虎等（注6）。他们放弃地位较高的中央国术馆的任职而去低一级的江苏省国术馆任职。试想一个要靠他人来代替比武的人能有这样的感召力吗？此外，当时江苏政府主席钮永建正是为了改变江苏人懦弱的性情，率先在江苏省设立省国术馆（注7）。因此怎么可能去请一位自己不敢接受挑战、要别人代替自己接受比武挑战的懦夫来负责江苏省国术馆的教务工作呢？以上这些事实表明不可能存在孙禄堂先生由于不敢接受他人提出的比武挑战而离开中央国术研究馆这件事。
　　证4：根据笔者掌握的当年中央国术馆学员杨松山、何福生和吴江平等人回忆和往来书信。他们的回忆都说在中央国术馆王子平没有挑战过孙禄堂先生（注8）。另据孙剑云老师讲：“张之江先生是位军事首领，对国术的开展也多以开展军事实用技能为目的。非常强调力量。因为送炮弹、扛机枪、投手榴弹都需要力量。所以曾经要以比试力量作为衡量武术家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个观点与先父对武术的认识大大相左。”因此，当年之所以推荐高振东先生来中央国术研究馆可能也是为了迎合张之江先生的武术思想。
　　证五：孙剑云老师谈孙禄堂先生离开中央国术研究馆的原因：“先父从上海到南京不久，因与张之江的教学思想不合，加之馆内派系矛盾重重，就提出辞职。李烈钧、钮永建和李景林极力劝先父留下，但先父去意已决。李烈钧和钮永建对先父的国术思想非常赞同，因此他们商量成立江苏省国术馆，请先父去主持教务，先父也表示同意，这样中央国术馆才同意先父辞职。但他们请先父一定要找一位形意拳教师来接替。以后国术馆内有人提出教师要通过比武来定级，这时先父已经辞去了中央国术馆的职务，所以也就没有过问比武的事情。后来我二哥从上海找来了练形意拳的高振东先生来国术馆。”（注9）由此可见孙禄堂先生在请高振东先生来南京之前就已经辞去了中央国术研究馆的职务，因此不可能让高振东先生代表自己参加中央国术研究馆内的比武。孙禄堂先生叫高振东先生来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代替自己去比武，而是为了给国术馆推荐一位教形意拳的教师。
　　综合上面五证，充分证明了所谓孙禄堂先生不敢接受王子平的比武挑战而请高振东先生来代替自己比武的说法是讹传。这个讹传于情、于理、于史都是漏洞百出的，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孙禄堂先生离开中央国术研究馆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真实原因有三：
　　其一是孙禄堂先生的国术思想与教学方针与国术馆的主要领导张之江先生存在较大的分歧。孙禄堂先生的国术思想是拳与道合，具体地讲就是发挥拳术的修身功能，以儒家之复性、变化气质为诣归，提升人的生命力。而张之江先生希望更直接地发挥国术技能在军事上的作用。尽管在“术德并重，文武兼修”这个大宗旨上两人意见一致，但是在术、德、文、武的具体内容和含义上两人的理解存在较大的不同。在研究确定教学具体内容时，孙、张两人的意见相左，不能统一。
　　其二是当时中央国术研究馆的国术教师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对孙禄堂先生的国术思想不能理解，甚至抵触，但面对孙禄堂先生绝伦于时的武功造诣又无能力反对。造成的结果是工作上不配合。所谓“忌之者众”。
　　其三是人事关系复杂，来的教师大多都有很深的军政背景， 内部派系林立。在研究给国术馆教师定级时，各方皆想利用孙禄堂先生在国术界的影响力，这使孙禄堂先生左右为难。
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孙禄堂先生的国术思想未能得到张之江先生的充分理解与支持。
所以孙禄堂先生在到馆后不及一月就提出辞职。但是张之江先生对孙禄堂先生的为人和武功是极为推崇的。因此，张之江后来还是想方设法请孙禄堂先生来馆中指导形意拳。当然这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那么请高振东先生来中央国术研究馆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真实原因就是由于孙禄堂先生辞职，中央国术研究馆原聘的教师孙存周、李玉琳等先生也一同随孙禄堂先生辞职，因此中央国术研究馆缺少教授形意拳的教师。于是中央国术研究馆希望孙禄堂先生找到一位能够教授形意拳的教师再走，因此孙存周先生和李玉琳先生把高振东先生由上海请来的目的是接替他们担任中央国术馆的形意拳教师。因此，高振东先生在孙禄堂先生辞职离开中央国术研究馆后，并没有回上海，而是继续留在了中央国术研究馆任教。又因为当时武当、少林两派不和。因此，孙、李两位前辈在高振东先生到来后，会提醒高振东先生可能会有比武的事情发生。于是使高振东先生误以为自己是来代替孙先生进行比武的。
笔者在写本文的过程中曾与邢志良先生多次沟通，通过综合分析并参考双方掌握的材料，可以呈现此事的几个关键点：
　　1、1928年5月孙禄堂先生辞去中央国术研究馆的职务后，由于这时孙禄堂先生、孙存周先生和李玉琳先生的去职，造成中央国术研究馆内的武当门力量薄弱。
　　2、由于孙禄堂先生、孙存周先生和李玉琳先生的辞职，造成中央国术研究馆内的武当派力量薄弱，因此，少林派开始酝酿向武当派提出比武。所以1928年6月李景林先生急命孙存周先生和李玉琳先生请高振东先生到中央国术研究馆来充实武当门的力量，并告诉高振东先生两派之间有比武的可能。
　　3、孙禄堂先生和孙存周先生、李玉琳先生之所以没有能参加中央国术研究馆内部两派的比武，是因为他们在得知馆内两派有可能进行比武的消息前就已经辞职了，所以在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已经无法代表中央国术研究馆的武当门出战了。因此他们没有参加中央国术研究馆内部两派的比武。事实上，高振东先生也是先接受在中央国术研究馆受聘任职，以后才参加两派的比武。
　　对于这段历史，本来并不复杂，但是总有一些好事者妄图歪曲事实。故而特此说明。
　　注1：根据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抄录的资料，中央国术研究馆初期规定的工资等级共列6等18级，每等分3级。
　　最高一级是一等一级教授，月薪400银洋。以下依次是：
　　一等二级教授，月薪350银洋。一等三级教授，月薪300银洋。二等一级教授，月薪270银洋。二等二级教授，月薪240银洋。二等三级教授，月薪210银洋。三等一级教授，月薪190银洋。三等二级教授，月薪170银洋。三等三级教授，月薪150银洋。一等教师，月薪130银洋。二等教师，月薪110银洋。三等教师，月薪90银洋。一等助教，月薪70银洋，二等助教，月薪80银洋，三等助教，月薪70银洋。一等练习员，月薪60银洋。二等练习员，月薪50银洋。三等练习员，月薪40银洋。后来，因中央国术馆资金短缺，各级工资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
　　自中央国术馆设馆以来（直到1937年），一等一级教授只有过一位，就是形意拳教授孙禄堂先生。张之江、李景林都是一等二级。但是他们都不拿国术馆的工资。高振东、王子平等都曾被聘为一等三级教授。年轻教师中只有朱国祯被破格提拔为三等一级教授。
　　另据孙剑云老师回忆，他父亲孙禄堂先生在江苏国术馆的月薪也是400银洋，是当时最高的。杨澄甫曾在江苏国术馆担任一等教习，月薪是210银洋，相当于二等三级教授的工资。
　　注2：根据孙禄堂先生《形意拳学》第三版、第四版标注的出版日期。
　　注3：根据邢志良先生转抄的这份资料上的说法高振东先生来南京是1928年6月。而高振东先生与王子平比武的时间，是在聘任高振东先生代理武当门门长的聘书下达后，而这个聘书上的落款时间是1928年8月。又据杨松山先生回忆，中央国术馆武当少林两门比武发生在1928年8月。
　　注4：根据《民国十八年江苏省国术馆年刊》上的人事记录。
　　注5：根据《民国日报》1928年10月12日。
　　注6：同注3。
　　注7：根据《民国十八年江苏省国术馆年刊》上的成立缘由。
　　注8：根据笔者对何福生先生的采访和通信，对吴江平先生的采访，以及李天骥先生对笔者转述的杨松山先生的回忆。
　　注9：根据笔者与孙剑云老师的谈话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