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孙剑云先生仙逝已整整一年了,但我至今也不愿、不肯相信这会是真的,常常是电话铃响起时还下意识地想老师又有什么事在找我了,刹那之后才明白这已经是永远也不会再有的幸福与美好了,留给我的只能是苦涩和悲凉了。几十年的教诲栽培抚育之恩,再也没有机会做哪怕是点滴的回报了。屈指算来,从1968年我12岁那年开始受教于恩师膝下,到她去世,整整35年,从来没有超过一礼拜不见到老师的,每星期必去,平时她有事也总是找我,这一方面是周为我从小随侍左右,使唤惯了;我也知道她的脾气习惯,办事对路,得心应手;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是小车司机(当时还没有私家车),跑起来方便。鞍前马后,事无巨细,慢慢地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老师有三天不找我,反而觉得缺了点什么。有时她有急事,单位里要撒谎请假,家里老婆孩子放下不管,也要先给老师办事,我从心眼里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对她的感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尊师重道,父母之恩在养育,而老师教我做人处世,习文习武,再造之恩,重于泰山。在她的诸多弟子中,追随她时间最长的,非我莫属。这并非是我个人如何有本事,而是我的运气机缘比别人好。
一
我能认识孙剑云老师,要感谢我的家族,特别是表兄李梦庚和堂兄刘树林。我的表兄李梦庚和李梦庚的妻妹祖雅谊都是孙存周先生解放前就收的磕头徒弟,李梦庚的拳刚猛,人朴实,但领悟能力较差,所以学到的东西反不如祖雅谊多,祖资质好,年轻聪颖,存周先生很是教了一些真东西,后来祖结婚生了孩子后,我亲眼见她曾经抱着孩子和人推手而无人能敌。表兄比我们年长许多,后来在文革中惨死,因为他的关系,后来我的堂兄刘树林也拜在存周先生的门下,一直学习到1963年先生去世,树林18岁,就找到师姑孙剑云,继续求教。文革前我年龄还小,因为都要上学,和树林见面的次数也不多,只知道他在练拳,而且是在跟孙禄堂的女儿学,心中很是羡慕。因为我的老家是河北定兴的,孙禄堂先生早年在那里授徒传艺多年,徒子徒孙众多,我耳濡目染是早已知道练拳是好事,而且要练就练孙家拳。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我就逐渐动了学拳的心思,不断地缠着磨着树林,要他教我,他被磨不过,就对我说,我还在跟师姑(即孙剑云老师,当初他找到老师时,老师曾说过,你是我二哥的徒弟,也就不必再拜我,免得别人说我捡我二哥的徒弟,但只要你练孙家拳,我就有责任教好你,总之你要是块材料呢,没这层关系我也会好好教你,若不是这块材料,就是拜了我也没用。这样,树林自始至终称老师为师姑)学呢,教不了你,你要学就直接找师姑吧。其实他的意思是怕麻烦,想把我推给老师处理,让老师一看我,小孩子一个,以老师那样的大名家,哪会耐烦来教?我也就没话说了,不会再烦他了。于是在1968年的春节,他带着我去水磨胡同老师家里给老师拜年,那是我第一次见老师。我原来认识的练武的人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这回一见,竟是个容貌温和、气质文雅、皮肤白细且身材瘦小的老太太,不禁有些吃惊,但大家都说她功夫大,树林也对她毕恭毕敬的,所以这念头一闪也就过去了。记得当时她只问了我几句话,多大了,为什么要学拳,能不能吃苦等等。我记得回答的挺幼稚,说想做个侠客,飞檐走壁。吃苦不怕,摔伤碰伤从来不哭。后来她就给我摆了一个三体式,要我回去好好站桩。我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不管怎么说,老师教我了,没说不要我,我也能练拳了。心中暗下决心,一定好好练。这就是我第一次见老师的全过程。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和老师真的有缘分,她怎么就一下答应教我而没有嫌我是一个小孩子,也许恰恰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塑性强,人也还算聪明伶俐,所以她才觉得“孺子可教”吧。她一生教人无数,但像我这样从小就学孙氏拳,没有练过别家功夫的弟子(孙家本家人除外)是屈指可数的,只有我、树林和雷世泰,而真正由老师从头一手教出来的只有我一人(树林是由孙存周先生启蒙,世泰则是由他的爷爷雷师墨,他们都是练到相当的功底后由老师接着传授的)。那一年老师53岁,应该说是年富力强,也许是有感于文革的冲击与动荡,想培养一个纯正的“剑云派”的传人,而我就机缘巧合地得到了青睐,这是我的造化、缘分,它使我从此走上了一条可能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和武术结下了毕生的不解之缘。
第一次见面之后有几个月没有再到老师那里去,不是不想,而是给我摆的三体式还没有站出什么名堂来,不敢再去,只是自己下功夫练。转眼就是当年的阴历五月十三,在我三哥树林家里为老师做寿,因为正值文革期间,不敢明目张胆,只请了至亲好友数人而已,除了世泰和世泰母亲外,都是我们刘家自己人,我也去了。由于人多,把两张八仙桌拼在一起,放在屋子中央,我们大家都围坐在靠墙的床上和椅子上聊天。我赶忙站了个三体式让老师看,心中惴惴不安,谁想她看了后不但没说不好,反而夸了我,说原以为我是小孩子一时高兴要练拳,等到一站三体式觉得枯燥无趣,就会打退堂鼓,十之八九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那天虽然给摆了三体式,但也没有抱太大希望,没想到几个月下来,不但坚持下来了,而且还站得像那么回事,不容易。正在这时,树林从门外进来,两手端着一把椅子走到桌子前面,要往下放,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老师一缩身形,从八仙桌底下一掠而过,身子刚探出桌子,两手在树林举着的椅子上拍了一下,我现在说只是大致的印象,其实当时谁也没有看清她的动作细节,都只觉得眼前人影一晃,树林就从屋里一下子飞到了屋外,越过了四、五米的距离,落到三层台阶下,站到了院子里,手里还举着那个椅子,脚下还是三体式的架势,稳稳地立住了。只见老师说,树林,你别动,树春你过来看看,你的三体式要能站到这个地步,才能有用。她说,没功夫的人,一打就散,有功夫的人,越打越整。接着她还讲了老先生当年教齐公博的事,齐是老先生在定兴的早年弟子,因人不够聪明,学起拳来老记不住,所以就只学了个三体式,然后老先生就回北京了,三年之后,老先生又回定兴,众弟子就在老师面前纷纷演练所得,老齐就还是站三体式,只见老先生走到旁边,用手一带他的前手,用脚一勾他的前脚,整个人就腾空而起,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落在地下,还保持着三体式的架势,一点没散。老先生非常高兴,对老齐说,你的拳行了。老齐一头雾水,说我还没学呢,怎么就行了呢?老先生说,你肯下笨功夫站三体式,比早早开拳练趟子要得实惠多了,趟子好学,功夫难长。说到这里,老师特别嘱咐我,既然要学拳,就要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不要贪多求快,华而不实,你既然能够自己站三体式一站半年,说明资质禀赋还不错,是块材料,一定要学会下笨功夫,不要被
小聪明耽误了自己。并要树林多指点我,说可以开始教我太极拳了,让我边站三体式边练太极拳,这样可以把气息调理得更通顺一些。当场还教了我一个定步崩拳,也是为站久了三体式,活动一下气血。
其后的整整一年中,我每天早晚各打三趟太极拳外都在站三体式,到了老师那里,也主要还是看三体式。她特别强调,练拳不能傻练,站三体式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站得越累就越长功夫,有人把站桩叫“蹲桩”,意思就全拧了,“蹲”是被动的承受,意念是向下的,而站桩是主动的调节,意念的向上的,总之,要追求全身的整体效果,要站得舒服,才能站得长久,站得长久才能找到周身一体的感觉,否则,腿站得直哆嗦,而手臂还没有感觉,全身还是散的。她还拿木桶做比喻,一只木桶是由多块木板合成的,木板有长有短,这个桶能盛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练拳站三体式也如是,周身不可有缺陷,要圆满,刻意去追求某处的功夫,实际就是在制造自己别处的缺陷,急于求成,实则是欲速则不达。她说过,练拳应该是快乐的、舒服的,在愉悦中长功夫,顺其自然地出功夫,才是真正的功夫。腰酸腿疼不是目的,强身健体、精神愉快才是目的。她的这些教诲,使我终身受益,自己通过站三体式也确实地体会到了其中的好处,慢慢地就养成了习惯,每天若不站一站三体式,练拳就找不着感觉,连走路都使不上劲。由于基础打得好,在以后开拳练趟子时,我就大大地占了便宜,因为模仿力、记忆力好,老师教一、两遍就会,身体没有僵劲,做起动作来就不费力,因此很得老师的喜欢。老师自己就曾说过,她小时候就是因为一看就会,一教就会,而深得父亲的宠爱。张振华的表哥老韩,是个极忠厚朴实的人,也极肯下苦功夫,可惜脑子慢,八卦变掌的一个单换掌他学了三天也没会,自己跟老师说不学了,令老师哭笑不得,说拳经上有三不教,好勇斗狠者不教,体质过弱者不教,资质驽钝者不教,还真是怎么回事。看来,练拳不下笨功夫不行,但笨下功夫也不行。我站了一年半的三体式后,开始练五行拳,又一年,就教我练八卦。按老师的意思,我的先天条件并不好,本力不足,年岁又小,如果一开始就砸功夫的话,容易努气受伤,还是从太极、八卦人手,把灵活的优势发挥到极至,顺其自然地出功夫,然后等身体长完全了再回过头来砸明劲儿。还有一层意思老师没有说出,是通过旁证推测的,那就是她自己最拿手的是八卦,因为老先生说她是女子,形意拳会了就行,要在八卦上多下功夫,所以她从老先生那里得到最多的就是八卦,她看我的先天条件与她小时候近似,又没有其他任何武术基础,就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完全是她本人风格的传人,走出一条她自己的路子。我是因祸得福,什么都没学过反而成了我的优势,成了近水楼台。因为后来她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年老先生在镇江时就曾大张旗鼓地招收过三个弟子,条件就是要什么都不会的,准备作为太极、形意、八卦三门的传人,人选好了,拜师礼也行过了,“九·一八”事件爆发,国家动乱在即,老先生已不能安然授徒,随即北返,三人痛哭无缘,徒叹奈何。这一段往事对于孙门是不幸的,然而对于我则是万幸的,否则老师何以会独独青睐于我呢?
二
其后的几年是我习拳生涯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不但可以朝夕受教于老师,而且能够有合适的同伴一起砥砺切磋,那时树林和世泰都不上学,也是整天往老师那里跑,我们一起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拳术的营养,在老师那里主要是练拳改拳,偶尔也说一说推手打轮,然后我们就到外面找僻静的地方练打,常去的地方是北海的濠浦涧和紫竹院的后山。推手、拆招、散打,什么都来,也互相喂手,试力。他们二人都比我大,练拳也比我早,刚开始我绝对是“力巴摔交,给啥吃啥”,但大半年之后,他们摆弄起我来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一年之后,我也可以反击几下了。这里面除了我功力的增长和对他们惯用手法的熟悉之外,老师的指点也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的。我常常会把推手中输的招吃的亏拿去问老师,她那时还是很喜欢说手,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带着我推手,讲解攻防化打的要领。树林比较喜欢到外面和人过手,凡是有练拳的地方,他都找上门去和人家推手,无论打不打得过,回来总要和老师说,借机讨教一番。他的反应快,出手快,发力脆,在外面和人动手赢多输少,老师嘴上说“你们少给我惹事”,心里其实还是挺高兴的。对于推手,老师有她自己独到的看法,她认为推的是手,功夫在脚,主要在脚腕上,谁能用好自己的脚腕,谁就可以事半功倍。这和她在练拳上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她反复强调,要把身上的重量卸在脚腕上,而不是膝盖上,要学会保护膝盖,节约膝盖,她坚决反对式子过矮,让膝盖负担过重,这不仅会损害膝盖,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全身的协调和完整。她主张要用平常心去练拳,这样有利于放松,而出不出功夫的关键就在于放松。她反复强调,放松是功夫,是要靠练才能得到的。她要求我们练拳只比平常走路略矮一些就行,这样心情和身体都处于自然放松的最佳状态。她还要我们学会多用脚腕的力,尽量节省膝盖,保护膝盖。我们几个在她的理论指导下练拳,确实受益非浅。我本人回想了一下,这辈子也活了快50年了,竟然从来没有崴过脚,有的时候鞋都崴掉了,而脚腕子却没事。我三哥树林的一次惊险历程更能说明问题,那是在197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骑车在过一个十字路口时被一辆解放牌卡车横着撞个正着,汽车的速度至少有50公里,当时他的人被斜着撞飞出去20多米,落在汽车的右前方,自行车被碾在前轮下,而令人惊奇不解的是,树林当场从地上爬了起来,经到医院检查身上只有两处轻微的擦伤,头和全身的骨头都丝毫无损。汽车单位爽快地赔了辆新车,给了100元的营养费,就此了结。这完全要归功于他常年练功,身体能够自然本能地放松,因此在撞出去的刹那,各个关节都处于放松的韧性状态而不是僵硬状态,用自己身体的放松吸收了一部分碰撞能量,从而实现了软着陆。此事若换了别人,必死无疑。老师本人也曾不止一次摔过跟头,光从公共汽车上就被挤下来两次,但从来没有骨折过。这不能不说是长期练功使得身体天然地具有迅速反应能力,所谓“功夫上身”大概就是指的这个吧。总之,在这几年里,我就像海绵一样,以自己都不敢相信的速度吸收着水分和营养,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每天都有新的收获。之所以能如此快地进步,应该说是拜了天时、地利、人和之所赐。天时者,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上学,有充裕的时间,现在的人做梦也不会有这样的美事了;地利者,就在北京,离老师家近,骑车一会儿就到,每天跑三、四趟都是家常便饭;人和者,有好老师愿教,有好同伴一起练。我也许是“有福之人不用忙”,这
三点竟然都被我拥有了,如果再不出功夫,真是天理不容了。这样的好日子维持了三年多,后来世泰去了青海,树林也分配工作,我则到京郊海淀公社插队,说是京郊,其实就在清华大学西边,离圆明园极近,每星期回家,还照样往老师那里跑。
回城之后,分到水科院开车,老师那里就去得更勤了。这时已是文革后期,老师那里的人也逐渐多起来,其间老师从水磨胡同搬到山门胡同,又搬到绒线胡同金继香家,继香的母亲是老师的中学同学,又是世泰家亲戚,老师住到那里也有了照应。这期间有一件事情我的印象特别深,那是1979年夏季,当时市体委组织全市太极拳辅导站的辅导员在文化宫集训,我和老师吃完晚饭从西绒线胡同溜达到了文化宫,教练场是三合土的地面,刚下过雨不久,周边地上还有积水,而就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就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水坑,约有三米多宽,七米多长,横在面前,老师悄悄跟我说“咱们跳吧,这么多人都看着,绕过去多丢份”,我还没来得及调整好,就已经到了跟前,只听老师轻声一个“跳”,就拉着我的手把我带了起来,转瞬之间就已经跃过了水坑,我心里正在轻松得意落地时,忽然脚下一滑,暗叫不好,再想提气拧身已经来不及了,说时迟,那时快,只觉得左手上被老师提了一下,身子又向前飘了一步,稳稳地落在地上。原来水坑的边缘虽已没水,但还有泥,表面不容易分辨,我们落地时老师感觉不对马上又提了一口气,把我也带子出来。我回头一看,老师落地处没痕迹,我那里有半个浅浅的脚印,心中极为叹服,自己的功夫比老师还差得太多太多。
三
我的一生中有三个黄金时期,伴随在老师身边的时间最长、最集中,因而也就受教于老师最多,在功夫上有突飞猛进的收获。文革期间是第一个,第二个黄金时期是参加太极拳全国比赛。1984年我代表水电体协参加全国比赛,这是孙氏门人继当年张烈和张亚男兄妹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奖三十年后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老师很重视,拿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给我改拳,一招一式地打磨,一手一脚地雕琢。老师特别讲解了自己练拳与表演、比赛与教人的各不相同,她本人曾多次担任全国比赛的裁判、裁判长,经验丰富,对每个细节都做了具体的指点,从走路到眼神,从节奏到力度,无微不至,精雕细刻,使我大开眼界,原来这里面还有怎么多的学问。当时我正在上海集中训练,老师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为我说拳。她就住在王喜魁王师伯家,每天早晚我们就在复兴公园王师伯的场子里说拳,白天我自己在训练馆里对着镜子练,巩固动作。这样天天如此,整弄了两个月。我记得王师伯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过: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教人的,你可要对得起你老师的苦心,把这拳好好传下去。然后他对老师说,师妹,孙家拳后继有人了,可喜可贺啊。我听了当然很高兴,但更感到责任之沉重。从1984年到1988年我前后共参加了五届全国比赛,成绩也一次比一次好,最后到了1988年拿到了全国并列第一,老师很高兴,我倒觉得,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锻炼,把我的太极拳从里到外做了彻头彻尾、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第三个收获黄金期,则是陪同老师出访日本。1985年,日本人邀请老师到彼处传艺,需要有一名弟子陪同。经北京孙氏太极拳研究会(当时是由世泰任秘书长)讨论,认为应从老师第一批的十个弟子中选一人,要求掌握孙门武学比较全面,能够代师示范表演,还要有与人动手的能力。最后有二人候选,黄万祥师兄和我。其实黄师兄的功夫在我之上,且成名已久,经验丰富,似最合适,但他不喜欢日本人,不愿意教日本人,1979年后老师开始教后藤他们,黄师兄就很反对,很不以为然。曾对老师说,教谁也不教小日本,要是别的国家哪都去,日本不去。就这样,最后敲定由我担此任务。老师很重视这次出访,说最不好对付的就是日本人,因为他们和中国武术界的交流已经很久了,对我们的底细很了解,他们是既羡慕又嫉妒,总想从我们这里多学些东西,但又总想和老师比试比试。这次与参加全国比赛又不一样,光比画不行,要动真格的了,真得露点东西给他们,才能让他们服气。而且光太极拳也不行了,三趟拳、三趟剑和其它器械都得有所准备,在表演时要有意识地多打一打明劲,露一露阳刚之气,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只有太极拳。所以在出访之前和访问期间,老师一直抓紧时间给我全面“补充能量”,在形意杂式捶、安身炮、八卦变掌、变剑、太极散手、大捋、八卦对剑、太极对剑等平日练得较少的项目上面逐一地加以教导,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我则是见缝插针地苦练。尤其是在日本期间,每天时间安排很紧,30天的日程,走访了七个城市(其中东京20天),每天都有40多人上下午的学,晚上也总有活动,我就起大早,睡晚觉,利用和老师朝夕相处的绝好机会,求教请益,消化所学,巩固成果。每天都是在紧张中度过的,说紧张是因为临登机时张永安对我说,老师的安全就百分之百地交给你了,若有半点闪失,我们这些人是饶不了你的。所以出来后,我几乎是寸步不离老师,饮食起居,处处时时注意,凡有教练之事,尽可能代劳。这样下来,几乎没有闲暇,确实很累,但精神却是高度兴奋。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大好实践机会,对我是绝无仅有,千载难逢的,越忙越累,锻炼就越多,提高就越快。记得有一次,一个日本电视台的摄像师,大约30多岁的样子,在中间休息时突然说,他是练空手道的,很钦佩中国的太极拳,想领教一下功夫,不知行不行?我一看这事是不能推辞的,就没等老师说话,一口答应。我对他说,你不会太极拳推手,我们就按照你们的规矩比,于是我在地上画了一个一米直径的圆圈,说只要你把我推出圈外,就算你赢,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行,推也行,撞也行。于是我就站在中间,用了个随便的姿势,既不是三体式,也不是马步,膝盖略弯,看似不经意,实际是八卦步,但日本人不知道,后退了几步就双手扑了上来,我等到他的手将将挨到,微微一转身,他就空了,我的手顺势在他背上抹了一把,他就冲了出去,趔趄了七、八步才站稳。他回过神来,双手挑起大拇指连声说好。老师这时走过来对那人说,太极拳是借力打人,后发制人,像你这样,猛扑过去,看似凶猛,实则把自己的意图暴露得明明白白,自己的破绽也让人看得明明白白,太极拳打人应该是让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发的力,比如你现在站在这个圈里,我只要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出去,根本不用费那么大动作。那人将信将疑地站在圈中,老师说你来挑打哪个地方,那人把两支胳膊抱在胸前,指了指小臂中央,然后老师把右手中指放上去,说你可顶住了,我要发力了,说完,指尖一点,那人的前脚尖就已经起来了,整个人向后仰去,挣扎了几下,终于不支,出了圈子。围观的人一起鼓掌,叹为神奇。过后我悄悄问老师,诀窍何在,老师说,他越用力顶,出去的越容易,因为他整个人是僵的,只要找对了发力的方向和手法,没有不跌出去的。类似这样的小故事,几乎天天有。总之,这次访日,非常成功,日本人以前只知道孙禄堂厉害,功夫大,但没人亲眼见过,这次整整30天,眼见身受,全面地见到了太极、形意、八卦和各种器械,见到孙禄堂的女儿和徒孙也这样了得,真正是心悦诚服了。记得当时日本人用的词是“一级棒”(音),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原意如何,总之是个好词吧。陪同出访,不辱使命,老师和同门都很称赞,但我反而从内心里真诚地感谢他们,是他们给了我一个绝无仅有的好机会,使我能在短时间里得到老师的强化训练和精心指点,取得超常的进步。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关键性的几步,而我的幸运就在于,在武学生涯那关键的几步上都得到恩师的垂青,成为得天独厚的人。我深知,上天是公平的,好运不会永远眷顾一个人,所以我诚惶诚恐,老师健在时如是,老师不在了,也仍如是。回想追随老师三十余年,我是唯一一个敢跟老师开玩笑、唯一没有被当面责骂翻过脸的徒弟。说我圆滑也好,说我谨慎也好,其实我只是珍惜和老师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总觉得老师给自己的太多太多,而自己能报答的少之又少。如今,老师已舍我们而去,痛定思痛,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振兴师门,振兴中华武学,将传承自老师的东西再尽力发扬推广下去,才是纪念她老人家的最好方式。愿老师在天之灵给我以力量。
摘自：《武当》2004年12期 作者：刘树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