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可能没有一个时代像民国那样，武术进入城市的日常生活，那些声名显赫得足以载入历史的名宿就如柴米油盐一样伸手可及。他们都不是在世俗里一闪即逝的，而是在城市里定居的人。
形意宗师孙禄堂的女儿孙剑云在中国银行秘书室做一名文员，这位从9岁起就开始学习家传武学的女公子，居然是凭借出色的文笔，硬碰硬地考入中国银行的。业余时间，常被民国元老于右任请到家里教拳。孙禄堂的另一位得意弟子支燮堂更绝，精通英、德、法、俄、日五国外语，当上了上海铁路局的运输课长。师傅和师妹每次来上海，都住在他家。抗战胜利后，孙禄堂的次子孙存周也常住上海，这位深得父亲真传的儿子，不仅爱吃城隍庙的油煎豆腐，更已将练功纳入生活中，平时取个东西，丢个纸团，都是走八卦步要领的。
无独有偶，另一位形意大师郝湛如在位于上海汉口路的中央银行秘书处文书科工作。难以想象，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家住北四川路、士庆路（注：今天的海伦西路）福兴里3号的郝湛如是如何穿过虹口区，赶到黄浦区上班的。也许是走路，也许是踩脚踏车吧。形意门人以脚劲见长，传说北方形意宗师唐维禄曾经追上过火车。他的徒弟李仲轩在口述实录《逝去的武林》里说，唐师为了看他，特意从天津宁河走到了北京。
支燮堂早年住在上海虬江路，日本占领闸北之后，被迫搬家，住在陕西北路的一条弄堂里。现在那里聚集了恒隆广场、梅隆镇广场和中信泰富广场，是上海的金融商业区。当年，这里可算得上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不仅孙门形意的孙存周先生曾在这里会友论拳，杨氏太极周子沫先生都曾在此居住等。
相比清末，民国初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武术家的心胸更加开放，不再寻找四面都是围墙的僻静之所授徒。在外滩公园、复兴公园、兆丰公园、虹口公园等地随便走走，都能碰上不止一位的名家在授课，就连京剧名家盖叫天也常出现在外滩公园“站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氏太极拳传人田兆麟举家定居上海，最初在当时的白克路、登贤里、钱江会馆、申新九厂、新闻报馆、南市珠宝宫所等处授拳。后来，师娘张庆龄病故，应老师杨澄甫先生的要求，他接替师娘，每周二、四、六就在外滩公园教拳。
在这段时间里，上海出现了第一家以太极拳命名，专业性明确的武术团体：武当太极拳社；还出现了杨氏太极拳传人陈微明创办的“致柔拳社”；吴式太极拳创始人吴鉴泉创办的鉴泉太极拳社等。
随着一家又一家武馆的出现，武术在上海迅速普及开来。甚至走进里弄，也能有所发现。长寿路一带的旧式里弄内都是行家里手的身影。河南心意六合拳名家卢嵩高，早年定居樱华里（今天的新华里）。擅长少林大红拳的王亮臣住在长寿里。1921年，南拳高手侯协庭在梅芳里、樱华里授拳；1937年，查拳名家王占坤在梅芳里授拳，收徒10多人。
虽然没有数据显示在这段时间内，总共有多少人接受了武术启蒙教育，但是可以通过武术家们的大众知名度来窥见一斑：1928年秋，《申报》和《新闻报》为募集夜校助学金，邀请叶大密和他的学生濮冰如在兰心大戏院（现在的上海艺术剧院）义演“武当对舞剑”。表演当晚，座无虚席。在武术名家成为大众明星的时代，武术开始真正地融入城市。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刘莉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