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震动中国现代武坛的第一届“国术国考”在南京拉开帷幕。
全国数百名高手、名家纷纷赶赴南京。这是一场实力的较量，也是一场残酷的较量！多少名家被不留情地淘汰，多少高手被打得筋断骨折、头破血流……最后，仅剩下了十七名最优等选手！
朱国福，便是十七名中第一人！
他的名字永存中国国术史。但是，关于他的事迹，知道者又有几人呢？
一、战胜俄国拳击家和日本武林高手
朱国福生于１８９１年，河北定兴人。幼从张长发习罗汉拳，继从马玉堂习形意、摔跤、弹腿诸技，后经马玉堂引荐，又得师爷李存义、张兆东二人的教授。返乡时，朱国福与同乡孙振川较技，遂深服振川之能，从振川习孙氏八卦拳年余。1917年，经振川引荐并持李存义之荐书，朱国福拜在孙禄堂老先生门下习艺。习孙氏太极拳。翌年10月，徐世昌请孙禄堂老先生入总统府。于是孙老无暇教拳，朱国福遂辍其所学。转从张玉峰先生进修形意、八卦及其散手。
1923年，朱国福受李存义之托，护送周孝怀南下上海。恰逢上海法租界举行国际拳击比赛。在友人介绍下朱国福去看了几次拳击比赛，遂对拳击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又开始研究拳击。并致力于使拳击之技法与形意劲、八卦步结合。不久，俄国拳击家婓益·哈伯尔在法租界挑战上海拳坛，很轻松地战胜多人。哈伯尔因此而轻视中国武术界屡发挑衅性狂言。朱国福得知，异常愤怒决议参赛。但是，他是谨慎之人，先去赛场观看。朱国福观看了哈氏的几场拳赛后，决定报名比赛，与哈伯尔一觉雌雄。但因哈氏体重比朱国福重四十余斤，有关人士皆认为朱国福非哈氏对手。哈氏亦认为朱国福是在拿生命冒险，故要求与朱国福签订比赛中打死勿论的生死合同，并进行了法律公正。
赛前气氛十分紧张。比赛约订六个回合，并按拳击规则进行。开始前三个回合，朱国福按照自己事先拟定的搏击方案，先采取游斗之法，靠八卦身步之法使哈氏重拳频频打空。同时以刺拳消耗哈氏体力。不时趁机抓隙，击出几拳。因此三局结束时，以点数占优。至第四合时，哈氏动作已迟，主遂以形意之整劲出重拳，一下将笨重体大如熊的哈氏击倒在地；而后，朱国福越战越勇，又数次将哈氏击倒。至第五合，哈氏动作更迟，而朱亦因体力消耗较大，已无力再发重拳。以后朱国福再施八卦游斗之法，终于战胜了哈氏。
朱一战成名，轰动上海武坛。于是朱留在了上海。然而朱国福并未陶醉于胜利之中，朱国福由此战中深感到体能的重要和西洋拳击的简洁实用。以后，朱国福常做拳击练习，并要其弟朱国禄来上海作自己的陪练。当时，朱国禄已弃武数年。到上海后随国福重新习武。由此之后，朱国福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武技与西洋拳击相结合之探索。朱氏为近代率先作这一探索并取得一定成绩之第一人。并带动其兄弟四人皆练拳击。其二弟朱国禄、三弟朱国祯的技击成就亦无不得益于朱国福对拳术的研究和影响。1928年，朱国祯随孙禄堂老先生来到上海。朱国祯生于1904年，1924年在天津拜在孙老门下习练孙氏太极及形意，习之三年余，并得太极剑、形意枪之传。朱国祯到上海后不久就与其兄长一道进行拳击训练。据顾留馨先生回忆说：“孙老师在的时候，他们三人还是有板有眼地按规矩练。老师一走，他们便戴上拳套大打一气。”
1928年7月5—6两日，由中国尚武团义办的中、日、美、俄大力士拳术比赛在上海北四川路月宫戏院举行。中国参赛者四人、日本五人、美国五人、俄国一人。比赛结果，中国四人皆败，日本五人皆胜。比赛结束后，日本选手发表讲话，公开凌辱我中华民族。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三兄弟闻知此事后，决定三人联袂前往日本拳手所在的虹口寓所。到后，朱氏兄弟分别与五位日本拳手进行了交手，结果，日本五人全都败在了他们兄弟三人手下。后来，此事受到西北军首领张之江先生的高度评价。此次交手更加坚定了朱国福对传统武技与西洋拳击相结合的探索，也使朱氏兄弟对拳击的兴趣大增。
二 夺得首届国考第一名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一届国术国考，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武术精英。全国各地的武术名家、高手数百人纷纷赶至南京参加此次国术国考。如有72岁的李汇亭、64岁的梁占魁、62岁的陈富有和刘永祥、61岁的金恒铭和60岁的李好学等老一辈拳家，还有正值盛年的六合、摔跤名家佟忠义、北派少林大师赵鑫州、八卦名家贾凤鸣、岳氏连拳及鹰爪大师陈子正、八卦名家高凤岭、形意八卦名家左振英、查拳高手于振声、太极名家吴图南及八极、劈挂名家马英图等。通过首场预试者就有333人之多。以后的比赛则更趋惨烈，伤筋断骨之事时有发生。有人甚至把棺材抬至场下进行比赛。
经数日恶斗，许多名家、大师纷纷落马。像赵鑫州、陈子正、贾凤鸣、高凤岭、左振英、于振生、吴图南等名家仅通过预试。闻名全国的万籁声也因特殊原因仅获得中等。最后优胜者只剩下17人。这17人中就有朱国福和朱国祯兄弟。为了避免这17位高手发生意外。在这17人中未再进行比武。而是通过文试决定最优等15人。由于朱国禄文采出众，于是由优等晋入最优等。最后在颁布的最优等15人中，朱氏兄弟竟占了3人，为五分之一。其中朱国福名列首位，轰动当时武林。
不久朱国福被聘为中央国术馆教务主任，负责指导中央国术馆的教学工作。其三弟朱国祯被聘为积极队队长、二弟朱国禄为副队长。朱国福在教学中大胆革新，一是鉴于国术馆中的学员都具有一定的传统武功基础，故而利用国术馆高手众多的条件，大幅度加强相互间的散手练习，用以提高实战能力；二是大量增加了西洋拳击的研习，当时定名为搏击课；并培养出李成希、郭世铨等搏击高手。对于朱国福的这些做法在当时并非没有异议。当时国术界中不少人认为国术馆应去认真研习少林、武当等传统的内、外家功夫，而不应该把西洋拳击放在这么重的位置上。然而一年多后，经过浙江省、上海两次国术大赛的检验，朱国福的这些做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
三 其弟朱国禄、朱国祯之情况
1929年11月在杭州举行了“浙省国术游艺大会”，不久在上海又举行了“上海国术大赛”。这两次大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两次全国性的擂台大赛。筹备的时间也较为充分，当时全国各地有名的拳家几乎全被邀请参赛。其中浙江、江苏、湖南、河北、山东、福建、四川等省和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市的地方政府尤为积极，倾其国术精英前来比赛。包括一些异僧、神道也赶来参赛。甚至日、俄等国拳手也跃跃欲试。
然而比赛的结果却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之外。最终获得“浙省国术游艺大会”前十名最优等者的，皆为中央国术馆和江苏国术馆的学员。而那些异僧、神道及世外高人们皆纷纷落马。其中擅长西洋拳击的朱国禄获第二名。虽然对朱国禄的这个成绩当时有很多异议。但无论如何，人们对练习西洋拳击在提高技击能力上所具有的实效性还是不得不承认的。当时朱国禄的异议主要为亮点，其一是钻规则空子，其二是以欺骗手段诓胜胡凤山。根据当时的比赛记录，朱国禄出赛11场，7胜4败。胜率并不高。但由于比赛规则规定，上一轮比赛的负者，在进入负者组的比赛中若能获胜，仍可进入下一轮。故朱国禄就根据场上形势适时地利用这一规则。如轮到朱国禄与赵道新比赛时，朱国禄不战自退。使赵不打进入到下一轮。尽管赵道新在随后的比赛中接连负于岳侠、韩庆堂和曹晏海，仍能获得13名的较好成绩。而朱国禄的实力在负者组中世突出的。而负者组中的选手大多因为经过激烈的对搏后失利，气势已衰且多有伤病，从而使朱国禄能与较弱的对手进行比赛，故也较为轻松地进入到下一轮。
在参加此次比赛的各位选手中，公认胡凤山的技击实力最为突出。当比赛进行到最后阶段，即决定前六名的位次时，所剩六位选手中唯有胡凤山全胜。由于胡凤山在前面的比赛中已连伤数人。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受伤事故，评判委员长李景林对胡凤山说：“凤山呵，前六名就不要打了，排排名次算了，按前面成绩算你第一。”
胡凤山说：“何必算我第一，还是打吧。”
于是决定第二天进行总决赛。当天晚上，朱国禄和王子庆请胡凤山吃饭。朱国禄对胡凤山说：“胡师兄，你的功夫我们没法比，没什么好打的。明天你一出手我们就倒，做个样子算了，免得受伤。”
胡凤山是江苏国术馆的一等教习，那时朱国禄常到江苏国术馆学习，并多得胡凤山指导散手，多次切磋，朱国禄也确非胡凤山的对手；加之朱前面又让过赵道新，故胡凤山信以为真。
第二天，胡、朱对阵时，朱国禄一上来即以快拳连续出击，而胡凤山还想着昨天的约定，待朱国禄到了跟前，未认真防范，出拳缓慢，不想，朱国禄不仅未作倒地状，反而借胡凤山出拳较缓露出空档之际，猛然进步反劈。胡于措手不及中被打中门面，当即昏倒在地，半小时后方才苏醒。以后胡凤山悔恨莫及，气得连领奖大会也未参加。故而朱国禄的第二名是有一定水分的。
但在前六名的比赛中，朱国禄后来又战胜了章殿卿，说明朱国禄还确实具有一定的实力的。此次大会结束不到一个月，在上海又举行了“上海国术大赛。”三弟朱国祯参加了这次比赛。比赛中朱国祯开始连胜十场，力克名手多人，后患重感冒，体力难支，报憾放弃比赛。但朱国福的两个学生郭世铨和李成希发挥出色，二人皆以拳击擅长，分获第11名和第12名（此次大赛获奖名次截至第12名）。于是西洋拳击与传统功夫结合后，对提高拳手技击能力的速成性和实效性又一次显示出来。然而朱国福并未因此而自满，每月仍利用假日去镇江复从孙禄堂老先生深造孙式太极拳和八卦掌，直至孙老北返。
以后朱国禄去了四川。朱国祯则去了湖南，在何键部任国术教官。1933年10月第二届国术国考时，朱国祯作为湖南国术队领队，率队参赛，成绩优异。共获得长器械甲等第一名，包揽短器械甲等前三名，并获中量级拳击第二、三名，轻量级拳击第二、三、四名。朱国祯本人被聘为本次国术国考的评判委员，为时人所瞩目。以后朱国祯参照柳印虎的总结，结合其自身经验，提出《技击修为纲要48字》，即一践、一机、三决、五法、十能、二十八技。一践者，走也。一机者，动静交变之时也。三诀者，聚神、从彼、尽性。五法者，截、顺、闪、进、脱。十能者，应（反应动作速度——笔者注）、速（连续击打速度——笔者注）、受（抗击打能力——笔者注）、发（爆发力——笔者注）、拍（技击节奏感——笔者注）、谐（自身协调性——笔者注）、沛（连续爆发能力——笔者注）、耐（体能——笔者注）、神（意志力）、胆（胆力）。二十八技者，两指（即点、抓，两种指法。点穴法和抓筋脉法——笔者注）、两拿(垫、摘。拿法也。垫乃断筋之法，摘乃卸骨之法。)、三拳（劈、穿、裹，手法也。）、三膝（冲、顶、磕。用膝也。彼滞则冲，彼来则顶，倒地则磕。）、五肘（研、缠、定、挤、挎）、五腿（踹、扫、抹、踢、钉）、五摔（抖、挂、牵、背、别）。朱国祯不仅精研形意、太极和拳击，并对通背、拦手亦有研究。朱国祯说：“太极走粘劲，松胸腹以吞吐。形意走推劲，合手足以截撞。通背走鞭劲，顺腰臂以摔拍。拦手走炸劲，抽肩胯以穿弹。以太极为本、形意为基，动自腰始、神行勿拘，腹转八卦、肩胯脊臂俱缩俱放，鞭、炸二劲自含其中。”
四、朱国福以后的情况
抗战爆发后，朱国福由上海经湖南转至重庆。一度在重庆大学体育科任教。这一时期，随着朱国福自身功夫的深入，他对拳击在技击中的作用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朱国福认为，拳击的特点在于技法的简洁实用和步法的灵活突变，对于训练拳手的正面突破能力是有效的。但作为不是以比赛为目的的实战搏杀，其训练方法上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因此，要想提高实战技击的能力，获得较为全面的积极素质的提高，还是要通过加强对传统武技的研习来完成。因此从这时起，朱国福把精力又转回到对形意、八卦、太极等传统武技的研习和教学上。以期使传统武技与西洋拳击在技击训练中能结合得更加协调有效。
重庆国术馆成立后，朱国福被聘为国术馆馆长。在经费支绌、场地狭小的困难情况下，他仍然尽心竭力，日夜开班教学。迫于战时多种不利因素的限制和干扰，教学自然是不能正规。但竞赛却能按年进行。所以，当时培训出来的骨干还是很多。早一点的有邓德达、张长海、赵飞霞（女），以后又有李毅立、杨国忠、邓伯羽等。
那时重庆国术馆是个空架子，为国术馆筹措资金，打开局面等事务性的工作很多。故朱国福不得不把精力也转到这方面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技击训练方法上的研究。使这方面的工作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深入下去。为了打开局面，他经常组织巡回表演队，为抗日募捐及游艺集会义务表演。从而为开展国术馆业务、振兴国术运动大造声势。其中组织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表演比赛。比赛会场均在原川东师范学校广场（即现在的重庆文化宫）。大会由原国术馆馆长张之江主持，朱国福、赵振江等任裁判。以后又在金山饭店底层，办国术讲习班，以教授形意拳为主。三个月为一期，全是义务教学。
1941年，国民党教育部国术教材编写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朱国福被聘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直接领导教材编写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编成：小学教材一套、中学教材两套、大学教材六套及摔跤、擒拿、技击等三套实用教材。对统一术语也做了一番努力。
解放后，朱国福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文革初，受到严重冲击，1968年含冤屈死，终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