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北抗后金、南剿倭寇的社会需要，直接导致军旅武艺的兴起，促使中华武艺得以复兴。而以阵战、齐勇为特征的军旅武艺能取得突出的实战效果，则有赖于俞大猷、唐顺之、戚继光、程冲斗等人的个人创造和天赋。由此有了近500年来中华武艺复兴的起点。
17世纪，满清入关，禁止汉人携带和私藏兵器，造成武艺的表达由器械向拳术上演化，以及由技击向养生上演化。并随着西方火器的引入，阵战中冷兵器的作用逐渐被火器所替代，这也就造成原来以齐勇为特征的军旅武艺的技术内容必然向单兵技艺上演变。因此朝代的更迭和武器由冷兵器向火器的进步，使冷兵逐渐退出军旅武艺，武技向拳术演化、技法向单兵演化、以及技击向养生演化。吴殳、姬隆峰和陈奏庭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而姬龙峰和陈奏庭创编的拳术分别成为日后形意拳和太极拳的源头，则可以视为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
18世纪，随着武艺的单兵化、徒手化、养生化，造成技击技法的不断丰富以及对技法研究的日益深入，一些拳术理论相继产生。突出的表现是对手眼身法步相互关系的深入认识和规律性总结，尤其是已经关注到有关养生中中气与技击中神气之间的相互关系。苌乃周、曹焕斗、吴钟、戴龙邦、马学礼等人在拳理拳法上取得的突出成就，是这一趋势下的必然结果。
19世纪，随着对技击技法研究的深入和对神气在技击中作用的探讨，使对武艺的认识逐渐走向由博转约，突出地表现为由以往注重对技法的研究逐渐深入到注重对劲性的研究。这是武艺的成就个性化之后，武学研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必然结果。造成个人的武艺特征与自身的先天条件结合的更加紧密，并通过不同的劲力特征表现出来。经过董海川、杨露蝉、李能然、武禹襄、郭云深、李亦畲、赵洛灿、李云标、祁信、黄林彪、程庭华、宋世荣、郝为真、李存义、张其维、高占魁、刘玉春等人的不断融炼，集中地体现为八卦、太极、形意、通背、披挂、八极、戳脚、翻子、红拳等几大劲系。把千百种技法提炼为若干种劲性，无疑是武学技术发展的一次重大飞跃。相比而言，南北武技的发育是不平衡的，北派武艺对拳劲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因此，当20世纪初南北武技在杭州擂台大交锋的时候，习南派武技者无不溃不成军。由此也可以看到把技法研究上升为劲力研究后带来的技术优势。同时通过对劲力的凝练，也有助于促使技击与养生的结合和技击与修身的兼顾。
20世纪初，随着对各大主要拳种劲性的研究与实践的不断深化，逐步进入到全面探求完善人体身心机能的层面，寻求不同拳种的劲性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基础，以及在技击、养生与明心见性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基础，成为武学实践与认识进入劲系层面的核心问题。孙禄堂提出的内劲的性状及其理论是这一探究升华到新的境界。孙禄堂建构的中国道艺武学体系使内劲成为融合不同劲系于一体并孕育技击中劲力最佳状态的基础。换言之，该体系以内劲来统御技击制胜所需的全部技能，并发挥到极致，同时与养生、修身并行不悖。这是近五百年来中国武学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然而，由于受到20世纪西方文明强大优势的冲击，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成就的重要价值。中国武术的西式体操化逐渐成为20世纪后五十年武术发展的主流。
21世纪，随着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比较研究，中国武学在教育、产业、休闲、科学、实用技击领域里的多元化发展，已成为这个世纪武学发展的必然。而由孙禄堂所建构的中国道艺武学体系作为一种具有独到功能的文化，其立足之本是具有对内劲的培育与完善的功能。这也是中国武学未来能够适应时代变化之本。因此研究中国武学之道的发展和未来，就要研究代表中国武学之道最高成就的孙禄堂及其武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