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在孙剑云先生逝世一周年时,我在"武当"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如今时隔已久,许多人没有看过,稍加修改,发表于斯,以供瞻仰!
我管孙剑云叫“师爷爷”，据我所知，普天之下也只有我这样称呼她，别的人或叫“师爷”，或叫“孙师爷”，她的本家孙辈也有叫“姑奶奶”或“姑姥姥”的，但只有我一个人叫她“师爷爷”。这个称呼的由来还得从我的爷爷谈起。
我爷爷雷师墨（1889~1964，字师墨，讳观群）是大清银行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一辈子服务于中国银行，年轻的时候身体肥胖达220斤，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掌印秘书，总裁在三楼，他在二楼，每天要上一层楼给总裁送用印的文件，只上一层楼中间还要歇两次。后来别人劝他锻炼身体，不然有瘫痪的危险。
当时没有别的体育运动，只有武术，于是在30岁时拜在当时最负盛名的孙禄堂先生门下。我曾见过当时的拜师照片，孙禄堂夫妇居中而坐，一起拜师的三个人（另两人的名字忘记了，只记得有一人姓周，后居苏州）在后面站立，而孙剑云站在最前面父母的中间，时年5岁。这张珍贵的照片在文革中不知去向，殊为可惜。
我爷爷刚开始练拳时，因为太胖，只教了一个三体式，他就每天站三体式，整整站了一年，据说每天练完后，地下都是一滩水，一年后体重减了70斤，从此更是信心大增，每日习拳不辍，到我记事时就完全是一个瘦老头了。在孙禄堂老先生早年的弟子中，有相当一批文人，因仰慕孙老先生不仅武功卓绝，更兼学识渊博，因而拜在门下，我爷爷即是其中之一。后来孙老先生有一大批中国银行的徒弟，就都是我爷爷引荐拜师的。
拜师之后，我爷爷对老师崇拜之极，不仅向老师学拳术，连老师的生活习惯都全盘接收，比如：据我所看到的，爷爷每天洗脸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用一个半高的小凳（比平常坐人的要矮），上放深兜的洗脸盆，内放满满的开水，老爷子脱光膀子，骑马蹲裆式一站，把胡子放在热水里连蒸带烫，等水的温度能下去手了，再洗头洗脸擦身，以我的估算，前前后后总要半小时以上，马步蹲住纹丝不动，洗完之后还要用小梳子把胡子细细梳理后，全部“课程”才能结束，据说整个程序是原封不动地“克隆”老师的。
还有就是踢门帘，也是学老师的，爷爷住的北房里外屋之间不用门，挂的是布门帘，中间还有块补丁，家里人都嫌难看，出来进去时手里拿着东西不方便，下面还有门槛，不注意就会绊一下，可是老爷子严词不许，说门帘绝对不能拿下，他自己每当过往时还一定要抬腿踢上几脚，方法是用脚尖点，每次都在同一地方（后来我从师爷爷孙剑云处得知，原来孙老先生也是每天踢门帘，而且门帘上也是打着补丁）。这些习惯他一直保持到去世也从未改过。
由于我爷爷生性忠厚耿直，又对老师尊崇备至，所以后来孙家的许多事情，特别是财务上的事情就都交给他来办。其中让他最得意的一件事，也是让孙剑云和我们家70年交厚的原因之一，是他主持了孙氏一门的分家。
他在中国银行工作，当时的中国银行规定内部员工的存款利率要高于外部，所以孙老先生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以我爷爷的名字存入中国银行，全部存款有5万元大洋。到孙老先生和张氏老夫人去世，我爷爷主持孙家分家。
有人主张应分四份，三子一女（三子：焕章，焕文，焕敏，一女：剑云。其时焕章、焕敏已故。焕章有妻两房，大房有子宝忠，二房有子宝成、宝安、宝善、宝明。焕敏无后），各房得一份。
而我爷爷则提出应分五份，因为“老姑娘（注：父母兄嫂对孙剑云的称呼）还没出嫁，应单提出一份给她做嫁妆。这事老师虽不在，有我做主，大家如同意则罢，如不同意，这笔钱我雷师墨不签字，谁也取不出来”。在他的坚持下，按他的方案分了家。
这件事后，我爷爷就一直照护着这个小师妹，先后辗转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处，乃至抗战时随中国银行总行撤退到重庆，我奶奶和七个子女他一个也没有带，却把小师妹带着，而且还把她也介绍进了中国银行工作。
我第一次见孙剑云是在我三岁时，由北京去上海见爷爷（从出生没见过）。孙剑云虽住在银行宿舍，但整天都在我爷爷家里，见了面后让我叫她“师爷爷”。当时小，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叫；及至稍大点后，曾问过我妈妈，她明明是女的，而且不老，为什么要叫爷爷？我妈说因为她没结婚，不能叫奶奶，她的辈分高，也不能叫阿姨、姑姑什么的，所以就得叫爷爷。至于师是什么意思，我只以为她姓师，后来才弄清楚这里面的因果。
我的哥哥们都尊称她孙师爷，只有我叫师爷爷，大概是因为我当时太小的缘故，从此这也就成了我的专利，再没有第二人这样称呼。
1950年我爷爷退休回到北京，住在南新华街，臧家桥胡同口往南，孙剑云也跟着回了北京，仍住中国银行宿舍，是银行包的一家旅馆，名字似乎是“远东饭店”，就在李铁拐斜街，离我们家极近，走路不要5分钟，所以她基本上仍是整天在我们家。那时我已经开始有记性了，天天在家里都能看到她。
我爷爷的朋友多，武术界的、梨园界的、书画界的居多，甚至与潭柘寺的方丈也有交情。我们家后院的一棵银杏树就是潭柘寺的方丈送的。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谈话范围极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可说是“文武昆乱不当”。
来了梨园界的朋友时就一起唱戏，以昆曲居多。我记得有个叫尚和玉的老人，又高又胖；我一给他开门，问他“你找谁”，他总是拿着把大扇子指点着我说“找你爷爷”。后来方知，他是极有名的一位昆曲演员。
人少比较清静的时候，他们师兄妹二人常常推推手，极柔和，极缓慢，有时还闭着眼，我那时小，还以为他们睡着了。也有大活大动的时候，那就是在走大捋时，满屋子飞旋，我被放在桌子上看，好让屋里空间大些。当时不懂，后来自己也练拳了，才体会出那里面的滋味。现在闭起眼睛回味，都觉得是一种享受。
也练剑，一般都是对剑，应该是八卦剑吧，就在屋子里，人随剑走，左旋右转，进进退退，粘连黏随，两个人再加两把剑，也分不清哪是人哪是剑，在不大的房间里还游刃有余，从来没有碰到过桌案上的器物。
现在看许多人练剑，都是人抡着剑走，人是人，剑是剑，意境上毕竟差了许多。后来我长大，也没少看她练八卦变剑，虽然是风采依然，轻灵飘逸，人剑合一，叹为观止，但可惜已经没有了对手，难免有些曲高和寡、孤独寂寞的意味了。
有时天气好，他们也会在院子里抖一抖白蜡杆，我家有两根一丈五左右的白蜡杆，轫性极好，头部可以抖成车轮般大小的圆圈，通体油光锃亮，呈暗红褐色。他们常常是站成三体式，做拦、拿、扎的基本动作（听我爷爷讲过，拦是横拳的劲，拿是劈拳的劲，而扎是崩拳的劲）。有时也两人对着练，和对剑不一样，对剑是谁也不碰到谁，而对枪则两根杆碰得“砰砰”响，据说是有意识地较一较力。
有时也在院子里用剑点牡丹花叶子，先是站在原地，找一片固定的叶子，用剑点，然后就走着点，转着八卦步，来来回回地转着点，每次都点在同一片上，当然，那片叶子是肯定体无完肤了。我长大后也试着点过花叶子，才发现，要想把叶子点破，还真不容易。因为它是软的，握剑的方法不对，或手指手腕上没有劲力，没有连点带刺带挑的劲儿，和把握分寸的脆劲儿，就不成。现在看很多人舞剑都是大把抓，和耍大刀差不多，实在是连握剑的基本手法都不对。
因为师爷爷常年在我们家来往，所以我家所有人都和她极熟，她也从来没有摆过架子，以长辈自居，而是极随和，极平易近人，极幽默风趣，所以我的父母和那些叔叔大爷姑姑们都和她没大没小，成天说笑打闹，凑在一起就笑声不断。
我母亲（比她小三岁）就曾趁她午睡时在她脸上用毛笔画过眼镜，她也不恼；直到晚年，她们两人还有时提起此事，相对大笑不止。我爷爷也偶尔和她开个玩笑，知道她不吃鳝鱼，有一次特地把鳝鱼肉切成小丁，用来做成炸酱，请她吃炸酱面，她吃得津津有味。等吃完后喝茶时，我爷爷问她“今天的炸酱好吃不好吃”，她说“好吃”，“那你知道是什么肉的吗？”然后呵呵一笑说“鳝鱼”，她一听，顿足捶胸，但也无可奈何，吐也吐不出来了。
我印象中，她只和我爷爷闹过一次别扭（据说是因为劝她和她二哥和好）。不过别扭得也挺有意思，她只是不理我爷爷，和我奶奶和其他人都照说不误。我爷爷也不在意，该怎样就怎样，有时非传达信息不可了，就找个子女来，说“去，告诉你师姑...”，云云。
我爷爷与孙存周和孙剑云兄妹关系都好。若换别人，夹在他们的矛盾中则难免“说项依刘我大难”了，而我爷爷因从来都处事公正无偏，所以和双方同时保持良好关系几十年，也能泰然处之。
孙存周有时来我家，我的父辈叫他“二叔”，让我叫“二师爷”，总带着个墨镜，说话也极风趣。他和我爷爷年岁差不多，很谈得来。我爷爷也时常到北海公园和他练练拳，聊聊天，我不上学时偶尔也带我去。可惜他们相继去世，前后只差一年。
直到文革前，她一直是以在誊印社刻写蜡版为生。当时没有电脑、键盘式中文打字机、复印机等等一切现代化设备，单位里除了正式的文件要用老式的中文打字机打（比手写还慢），其他都用刻写蜡版油印，所以刻蜡版的活还挺多。她有深厚的书法和绘画功底，刻起蜡版来可说得心应手，其速度和质量都是上乘，所以生活还过得去。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文革。文革中，誊印社解散了，她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断绝，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到来了。
也可能有人要问，分家的时候，她不是一人得了两份吗，何至于要靠刻蜡版为生呢？这就要从两方面说起了。
一方面，她本人的性格所致，一生轻财好义，不善聚集；孙家长房里有几个侄子是靠她的接济才抚养成人的（可惜的是，后来她最困难的时候，这几个得到过她很大帮助的侄子从未理睬过，恰恰是她并未给过好处的一个侄子宝安每月寄钱来。她最困难时，每月只有16块半的收入，其中天津宝安给八块，我母亲给五块，剩下的是谁给的，我就记不得了。当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好在生活费用也低，维持度日，倒也过得去）。这花去了她将近一半的钱。
另一半按说也不在少数，但经历了抗战的八年动乱，和国民党政府强迫将银圆兑换成金圆券，随后就是大幅贬值，她存在中国银行的钱几乎就荡然无存了，所以到了解放时，她实际上已经是个“无产阶级”了。
解放后，她本是在中国银行总行工作的，但后来把她调到哈尔滨去工作，这是否带有某种贬谪的意思，现在不得而知了。她不愿去那人生地不熟的苦寒之地，就辞职了。考虑到她20年来一直是在师兄们的呵护之下，此时不愿做天涯孤旅，也是很正常的。
后来还有一个去国家体委武术处工作的机会，她仍然没有去。这次的理由是，李天骥已经在体委武术处了，而李天骥是她的师侄，将来不好相处。对于她的这个决定，许多年之后，她也曾后悔过，她曾对我说：“当初我要是去了体委武术处，推广简化太极拳时，就会按照孙式太极拳去编了，那么现在全国的人就都是在练孙式太极拳了”。
据师爷爷自己讲，在整个孙氏拳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两次重大的错失良机。第一次是陈微明办“至柔拳社”。陈是孙老先生早年的弟子，前清的进士、翰林，以文人习武，对孙老先生和孙氏拳极为热爱，有感于以磕头拜师的方式来推广拳术实在速度太慢，就在上海创办了“至柔拳社”，要以新式的方法推广孙氏拳，孙老先生也对此很赞许。
就在庆祝成立的宴会上，孙存周先生对陈微明说了一句玩笑话：“你们文人都来教拳了，将来我们练拳的就没有饭吃了”，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放在别人处也就会一笑置之。而陈微明是个极认真的人，他说“我不能让我老师的儿子因为我而没有饭吃”。当天就转教杨式太极拳，以后在“至柔拳社”里只教杨式。至柔拳社前后培养出了几千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如赵朴初等，这是孙氏拳发展的一次重大损失。
第二次就是50年代初的这一次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和李天骥的关系倒也始终很好。李天骥对这个师姑始终也是尊崇优礼，时不时地就接她去家里住些日子，此是后话。
总之，从此她再也没有从事过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更不要说出任公职了。这应该说是一个缺憾，对她晚年的一些思想方法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
她虽然没有到体委去工作，但作为武术名家，还是受到了相当重视的。历届的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的武术比赛，她出任过多次的裁判长。据她自己讲，是因为得到了父亲的余荫，我觉得不尽然。余荫固然是有的，但她本人的个人素质和文化水平之高，在武术界也是罕见的。
据我爷爷说，她小时侯除了上学外，家里聘请了多个老师做家教，俱为当世名流，有的是老先生的学生，有的是朋友，也有重金礼聘的。教国文，教英文，教书法，教绘画，教古琴等等。她的书法老师同时在教冯玉祥，她本人就曾和冯玉祥一起在中南海里一起写过字。还知她的国画老师之一是周元亮，但我没有见过她画山水花鸟，只见过她画工笔仕女，极具灵气，清丽脱俗，大有吴光宇之风。只不过她画得很慢，一丝不苟，光开一个脸就要三天。
这里还有一段逸事：当她生活最困难时，街道介绍她去给宫灯厂画灯面，画一个有一毛钱的报酬。可是她老人家一天也没有画出一个来，等终于画完拿给厂里看时，人家说：您画得太细致了，你这是艺术品，我们要的是商品，用不着这么细。她说：商品我不会，我学的就是这么画，改不了。于是就作罢。
她的书法墨宝留下来的不多，钢笔的手稿信函便条签名倒有一些。她的字毫无脂粉气，倒是有一些剑气，足见其功底。她的师兄中，书法好的大有人在。
在她的屋中曾经挂过一幅没有下款的条幅，抬头是“剑云师妹芳辰”，内容是一首五言绝句：“昔年双五月，今岁两端阳，遥祝兰闺寿，分酬敬贺觞”，一笔绝对漂亮的怀素体，现在的所谓书法家中能写成这样的也没有几个。
我奇怪为什么无下款，她告诉我，写这个字的人，是她的师兄，叫姜怀素（因为崇拜怀素的字，把名字也改成了怀素）。此人是上海青帮中的重要人物，也是青帮中少有的文人，地位仅次于黄金荣、杜月笙，曾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市长而不做的。解放时留了下来，没有去台湾。
当被新政府问到为什么不走，是不是留下来有什么任务时，他说“国民党杀共产党，共产党杀国民党，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杀我，我无话可说。我不走是因为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老小，我不能丢下他们一个人走，我是走不了才留下，能走我是肯定走的，任务是没有的”。这样，便也没有动他。
到了1959年，一个外国高僧到上海开道场说法，请姜怀素帮忙多召集些人来听，于是他便向徒子徒孙们打了个招呼，一下子来了几千人。过后不久，当局以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法办了。师爷爷说实在舍不得毁掉他的字，又害怕受追究，只好把下款裁掉，保留了条幅。
除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外，师爷爷的语言天才也是公认的，她从小走南闯北去了不少地方，不论到南方还是北方，她都很快就能听懂方言并能学上来。在平常的聊天中，聊到什么地方了，她就会用什么地方的话说几句。我也到过好多地方，自认耳音也不错，听口音基本上能认定是哪个地方的话，但模仿的本领就大大不如她了。
她的语言天才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即席讲话的本领。不论什么场合，不论面对着什么人，多少人，她都能侃侃而谈，条分缕析，引经据典，滴水不漏。特别是她从不参加政治学习，却总能把时兴的词汇用得恰到好处。
用多才多艺来形容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除了武术外，她的文学、书法、绘画的造诣也广为人知。其实她的烹饪、缝纫剪裁也都极精妙，即使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到了她的手里，也会让人余味三日。
记得有一次我和她比赛包馄饨，每人50个皮，看谁先完成。我自认为已经够快了，紧张地手忙脚乱，埋头快包；而她边说笑边干，不但馄饨个个肚圆翅尖，有模有样，并且摆放得整整齐齐，最后还是比我快8个，让我心服口服。她做丝绵衣服也是一绝，把丝绵抖松絮匀很不容易，即使是专业裁缝，也不是人人都会的。她的昆曲也唱得很地道，有时高兴，会在屋内来回走着哼上一段。据说当年曾参加过北平的昆曲社，著名古琴家管平湖、管伯义兄弟都在其中。
我正式向她学拳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不上课了，当了“逍遥派”，正好有时间去练拳。当时她住在崇文门附近的水磨胡同，院子里的地方还比较宽敞。那里离东单公园不远，但她从不去公园教，不去公园遛，也不让我们到公园练，主要是怕我们年轻气盛，总想找别人去比试而给她惹事，要求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去练。
那年我20岁，上大学二年级，正是年轻力壮，所以主要练习形意拳，把功力砸瓷实。我的太极拳和形意拳，基本是我爷爷都教过的。但以前年纪小，只要会趟子就行，并未要求出功夫。现在在她的指导下，正好可以细细地锤炼。
光抠我的三体式就用了整整一年，她让我每天除早晚练太极拳活动气血外只站三体式，不练别的。开始我还不理解，总想跟她多学点东西，后来时间一长，就尝到了甜头。这样做长功夫确实快，而且原来练拳中的许多不顺的地方，通过站三体式把毛病去掉了。
比如练龙形时，她就用手按住我的头，两腿前后交换位置时身体不许往上起。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腰上拔和抽的力量练出来，才能体现出龙的腾。这样的练法非常的吃力，别家形意拳这样做的还不多见。
她那时才50岁出头，精力好，喜欢动，每个动作都要做几遍示范，当时她一口气仍可以跳龙形20个；而我正当年轻力壮，也才做30多个。她说她父亲禄堂公可以做300个，做虎形可以一跃3丈，令现在的人听起来都有些近于神话了。
她教拳是非常严格的，我因为和她极熟，平时说话就有些没大没小，但练起拳来却丝毫不敢马虎偷懒。记得在站三体式时，我的小手指总习惯性地翘着，说了几次还没有改过来，她就偷偷拿起了一个小木棍，趁我不备狠狠地敲了一下。说也怪，从此还真就改过来了。还有时，她会在你站三体式时，突然从后面用脚踹你的膝盖窝，如果你不是全神贯注地蹬住地的话，就会一下子跪在地上。
据她说，你们现在学拳可自由多了，舒服多了。从前老先生的时候，老师教什么学生就练什么，老师要不教新的，学生决不敢说您教我点别的吧。李洛能跟戴龙邦学了三年，只学了一趟劈拳和半趟连环拳。哪像你们现在，三天学一趟，五天又一趟，没两个月就把形意拳全胡噜完了。我当然理解她的意思，是希望我把基础功夫打得越扎实越好。
可是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学校不上课，这样的好事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上面一个命令就会结束。我说，我们要是没有别的事，能整天跟着您练，我们也犯不上着急。可现在不行，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上课就没时间了，只能先吞下去再慢慢消化了。她一想也有道理，以后我们再让她教新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事实证明，这样的好日子只维持到1969年的夏天。前后两年半的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可说是我练拳生涯的黄金时代，现在想起仍留恋不止。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直到十年后才回来。
从她学拳之余的空隙，她也经常趁着兴致讲一些武术界的掌故，一般都是聊天中，我们问到哪里了，就引出了她的话头。讲得最多的，当然是孙禄堂老先生的逸事。怎么从小家贫，怎么酷爱练拳，怎么喝凉水吃地瓜叶子也坚持练拳，怎么手揽马尾日行百余里，怎么为族人出头动手打起来，把两根一丈多长的白蜡杆打成一尺长的棒槌，而同时把对方上百人都点穴倒在地上，怎么三丈宽的河一跃而过，怎么在故宫的墙上走了五步，怎么打日本和俄国的大力士，怎么赈济家乡灾民，怎么在赈灾义演上打明劲杂式捶，一个三盘落地连胡子都炸起来，等等。
记得她曾讲过，有一次她和父亲在屋里推手，被父亲随手一划整个人就腾空而起，一直向着屋中央的火炉飞去，这时她心中想“完了，完了”，可不知怎么，身子还没落地，又被一股风卷了回来，轻轻落到了原地。坐在一旁看的母亲也吓了一跳，埋怨说太危险，可老先生说“我能发出她去，就能把她收回来”。
她也曾评论父亲和二哥的功夫差距，说“老先生打人让你觉不出来，不疼，而我二哥打人疼”。还提到有人曾评价说“我二哥得了父亲的髓，而我得其神”，对此她也很认同。
她与二哥存周先生虽然长期不和，但那只是家务事，唇齿之争而已。她对存周先生的功夫，还是非常敬佩的。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若是我二哥还在，天下就没有人敢说孙氏拳个“不”字，要不然他非找上门去把人打了不可。
还讲到过上海某师兄搬进新居在家请客，席间请存周先生给大家表演一下，于是存周先生就提着长衫在雪白的墙上走出了三个脚印，这位师兄当即对家人说这三个脚印不许擦掉，留着当纪念。
也讲过当初存周先生是如何刻苦练拳的。据说他在上海时，夏天非常的热，不动都酷热难忍，何况再练拳。而存周先生嫌总擦汗太麻烦，就把洗澡盆里放满水，自己关起门赤身在屋里练，热得受不了就在澡盆里泡一泡，然后接着练，就这样，一天练10多个小时。
她还讲到过，存周先生曾托着50斤的铁枪转八卦。记得说到这里时，她曾非常感慨地说：“你们现在谁能这么下功夫呢？现在的人，还没有练到三个月，就问什么时候就能打人了。”。
在她的晚年，70岁以后，就很少说手讲用讲打了。于是就有不少人认为她反对讲打，反对讲用，甚至还有人认为她不会打，不会用，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我们且不说孙老先生到底传授给了这位爱女多少东西，也不说她从13岁就在江苏省国术馆女子班当教授，一生教人凡70年。只说她从小随父周游，阅人无数，见过的武术界名人，知道的武术界逸事，就足以成为一部武术活字典了。以她这样的阅历，若说是不会用，不会打，那简直就是笑话。
文革期间我们跟她学的时候，基本上每招每式她都要讲用，都要让我们体会一下。她那时的发力很刚脆，但给人以棉裹铁的感觉。刚一接触时觉得极柔软，但就在你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个柔软做出反应时，下面的骨头却像是铁，令你丝毫不可动摇，上面的皮肉和筋就在这一层铁上滑动。
她的晚年不讲打，不讲用，确是真的。就我猜想，恐怕有几个原因，一是她已经从技击和养身的层次超脱到了静心修道的地步，故不再轻易言打；二是年龄有关，再像年轻时那样，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三则恐怕是未遇其人吧。她也不是绝对不讲，偶尔有兴致也会说上一两句，但可惜这样的时候极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