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24日中央国术研究馆在南京正式成立，国术研究馆设正、副理事，正理事是张之江，副理事是李景林。同时聘请孙禄堂先生任教务主任兼武当门门长。当时中央国术研究馆的行政体系是：
正、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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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4月下旬孙禄堂先生乘船由天津到达上海。受到上海国术界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并在上海做了几场国术交流，社会为之轰动。上海国术界极力挽留，逗留竞旬。经张、李正副理事力邀和催促，孙禄堂先生于5月7日达到南京，8日中央国术研究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同时举行开学典礼。在举行开学典礼中，突然有人喧哗，公然向孙禄堂先生提出比武挑战，一些人随之哄声大起，孙禄堂先生对挑战者说：“今天本是馆方举行开学典礼，如果馆方同意即刻改为比武擂台，我将与诸君比试切磋。”这时李烈钧、李景林站起来力劝孙禄堂先生与他们一起离场。而张之江、马良留在下来安定会场，会场形势混乱一团。事后在李烈钧、张之江等人的责令下，挑战者向孙禄堂先生赔礼道歉。这件事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些习武者好勇私斗的江湖习气。而这种习气正是孙禄堂先生要力行改变的东西，孙禄堂先生提出，凡习武者要动之以礼，倡导刚勇和平。
孙禄堂先生上任后，作为教务主任立刻要着手的是两件事，一是与正副理事共同确定教学大纲，二是与馆内董事及正副理事共同商议给馆内各位教师定级。
关于教学大纲的确定，孙禄堂先生的思想与张之江先生的思想有重大分歧。孙禄堂先生根据当时中央国术研究馆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国术师资，认为培养师资，当让其明了学有本源，拳术无论内外，其理是一个，即使文、武两道其理也是一个。所以，国术馆教学的重点首先在明理上。即通过拳技的教学使人明其理。而张之江先生虽然也认为明理的重要，但认为明理与拳技的教学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属于拳技之外的教学内容，国术馆一年一期，为短期教学，应该尽量多传授具体的实用技术。其分歧的实质就是孙禄堂先生认为国术的功能主要是体现在修身上，其技击效率的发挥离不开明理、修身，即明理、修身为本，技击为末。而张之江、马良等人当时热衷于倡导国术在现代军事战场上发挥直接效用，认为实用招法为教学重点，修身为其外延。反映在具体的教学大纲上就是孙禄堂先生强调基本规矩及其学理的重要，并以此确定教学内容和占用课时的比例。而张之江先生则认为拳技教学应该多传授绝招绝技，要以此来确定教学内容和占用课时的比例。而且对于基本规矩的内容，两人的认识也不同。孙禄堂先生所培养的是具有灵性的内劲，而张之江先生认为，先要培养绝对力量，因为在战场上搬炮弹、扛机枪，都要以绝对力量为基础的。因此在体现教学方针的教学大纲的制订上，孙、张两位先生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孙禄堂先生与张之江先生都是极有原则的人，两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合作难以为继。这是造成孙禄堂先生5月8日到中央国术研究馆任职，未及两旬，5月底就提出辞职的主要原因。据孙禄堂先生的女儿孙剑云老师讲：“先父到南京后，有一天张之江先生请先父一行人吃饭，见面时，张先生说：‘人称老先生是万能手，国术馆是一年一期，不敢让老先生留下千手、万手，一期留下个百手如何？’先父回答说：‘留下百手又有何用，一年能学好三手就不错了。’张先生问：‘哪三手？’先父说：‘无极式、三体式和劈拳。’张先生听罢愕然不解。”由此反映出孙禄堂先生与张之江先生在对拳学的本质与基本规律的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此外，在教师定级等人事安排上，也使孙禄堂先生深感为难。
当时中央国术研究馆的教师主要由两个系统的人员组成，一个是西北军的张之江系统，另一个是军警的马良系统。张、马两个系统的人员之间也存在很深的派系矛盾，尤其是给每位教师定级，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由于孙禄堂先生是盛名全国的国术家，即非西北军系的人，又不是马良军警系的人，双方都希望借助孙禄堂先生之口，来顺利给自己系统的人定级。当时有人提出，比武定级，赢了的当先生，输了的当学生。有人来征求孙先生的意见，孙先生讲：“若如此，国术馆不就成了较斗场了吗？今天你赢他，谁能保证明天他就不能赢你？要升级就比武，恐怕要天天打下去，今天你来明天他来，这还能搞国术教学吗？”孙禄堂先生又说：“国术研究离不开比试，相互比试也还是为了印证道理。靠比武定级与私斗何异？”又有人提出，靠比试力气大小和会的套路多少来定级。这是当时国术馆很多人都比较认同的方法，孙先生对此提案更是不以为然。馆中一些人为定级争闹不休。故孙禄堂先生有感于在这里难以实施自己的武学思想。感到这里的环境与自己期望的国术研究的环境有很大差异。这也是导致孙禄堂先生决心提出辞职的另一重要原因。
因此，孙禄堂先生上任不到两旬，由于在教学方针与人事环境上出现的问题难以调和，5月下旬正式向馆方提出辞呈。孙禄堂先生去意已决，李烈钧、张之江、纽永健、李景林等人苦留不住。由于李烈钧、张之江、纽永健和李景林等人对孙禄堂先生的武艺、学识和人品极为钦服，因此李烈钧、纽永建出面决定成立江苏省国术馆，请孙禄堂先生全面主持江苏国术馆的教务工作。并于6月1日召开了筹备成立江苏省国术馆的董事会。此外由于孙禄堂先生的辞职，原本跟随孙禄堂先生到馆中任职的孙存周、李玉琳等也将与孙禄堂先生一同辞馆，因此中央国术馆缺少教授形意拳的教师，因此馆方请孙禄堂先生介绍一名教授形意拳的教师来后再走。这样孙禄堂先生就派其子孙存周和弟子李玉琳借去上海俭德会洽谈教学事宜之机，叫自己在上海的弟子高振东来中央国术研究馆教授形意拳。
那么为什么孙禄堂先生自己辞去了中央国术研究馆的职务，而要高振东先生来中央国术研究馆任职呢？这也是孙禄堂先生充分考虑了当时中央国术研究馆衡量师资水平的标准——会的套路多，力气大。高振东先生刚好符合这些标准。高振东先生天生力大，博学多门，此外也擅比武。6月上旬，高振东先生作为一等教习来到了中央国术研究馆任教。
这时江苏国术馆正在筹建中，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健立即请孙禄堂先生到江苏国术馆筹备教学工作。1928年6月27日江苏国术研究馆正式成立，6月30日聘省主席纽永健任馆长。7月1日，聘孙禄堂先生任教务主任。8月国术研究馆更名为国术馆。12月各省国术馆统一组织设置，省国术馆设立教务长，教务长之下设教务主任，教务主任之下设教习，教习之下设助理教习，助理教习之下设练习员。这是当时国术馆的教学组织系统。因此，同年12月9日加聘孙禄堂先生为江苏国术馆教务长。当时江苏国术馆的教习中有不少是著名武术家，如孙存周、孙振岱、胡凤山、杨澄甫、田兆麟、金佳福、徐铸人、金淑英、郝月如等。下面就江苏国术馆的办学宗旨、教学对象、主要活动、教员概况、关闭原因概述如下：
江苏国术馆办学宗旨
从钮永健为江苏国术馆审定的成立宣言和在国术馆附设的师范讲习所开学训话中可以反映出来如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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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江苏国术馆的办学宗旨与孙先生的武学思想比较接近，所以孙先生在江苏国术馆任职达3年余。
江苏国术馆教学对象
江苏国术馆的教学对象主要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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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江苏国术馆确定的工作方针有纵横两个方面（见“本馆今后进行之方针”）：“纵的方面是努力研究固有国术的意义，注入现代的精神，而培养继往开来的国术人才。横的方面是把初步的国术教育普及全省的民众。”由此也就决定了江苏国术馆的教学对象。
江苏国术馆教学情况
按照江苏国术馆的办学方针，国术馆主要活动就是培养国术师资和进行国术普及。但就效果而言并不能使孙先生满意。当时的情况是，即使是国术馆内的教师真正能够理解孙先生武学思想的人都极少。当时的情况是文化素养较高的，拳术造诣浅。拳术上具有一定造诣的，文化基础又不足。所以，馆中几乎没有人能够进一步诠释孙先生的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唯其子孙存周先生能够理解孙禄堂先生的思想内涵并将这一思想在教学中具体化。但是由于两人是父子关系，而国术馆又是政府设置的机构，因此在“研究固有国术的意义，注入现代的精神”的具体实施中遇到种种争议时，孙存周也只能多以沉默和试手这两种方式来回应。显然这两种能够被当时国术界普遍接受的方式并不能解决国术研究与教学方向上存在的理论争议。可以说由于孙禄堂先生的武学思想和技理体系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因此在实施贯彻时受到当时国术界整体素质的制约，难以充分展现和开展。同样在初期开展国术普及方面也受到师资力量匮乏的制约。虽然江苏国术馆每年办两期民众班，但由于师资人数有限，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每期学生数量只能限定在60人以内。后来国术馆的师资力量逐渐加强，到了1929年后，孙先生把一批自己早期的弟子充实进了国术馆的教师中，教师人员趋于稳定，培训人数大幅度增加，可以同时开办5个民众班。
当时江苏国术馆最引世人注目的事，是在两次全国性的擂台比赛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即在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和上海国术大赛中，江苏国术馆取得的成绩在全国各省级国术馆中是最好的。比如，取得浙江国术游艺大赛的最优等的前10名中江苏国术馆占了3名，即第2、5、6名。在上海国术大赛的前12名获奖者中，江苏国术馆也占了3名，即第2、3、8名。说明单就在技击教学的效果上江苏国术馆成绩优异。但孙先生并不看中于此。两次全国性的擂台比赛结束后，主持者李景林先生也注意到江苏国术馆的教学效果，因此他优中选优，选出两次大赛中实力表现最突出的10位选手，按照传统的礼节，全部拜在孙先生门下，继承孙学。然而，他们所想要学的和孙先生所想要教的并不能统一。因此，3个月后当李景林询问当年他挑选的这10位教师有何的收获时，他们都很困惑地讲：不知为什么孙先生什么也没有教他们。这使李景林很诧异。于是李景林询问孙先生为何不教他挑选的教师，这也使孙先生深感诧异。孙先生讲：我怎么没教，只是他们不愿意学罢了。原来这10位国术教师想要学的是孙先生卓绝于时的格斗方法和格斗体系。而孙先生所要教的是武学的修身体系，因为孙先生的格斗体系只是其修身体系的一个副产品，这个副产品并不能独立于其修身体系而存在，而是其修身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当孙先生要他们以“合道”的高度重新练习诸如无极式、三体式等基本功时，这些当时擂台上的技击骄子误以为孙先生是在糊弄他们，他们希望直接了当地得到孙先生的极为高效的格斗训练效果和方法体系。甚至有人希望就象曹晏海、张熙堂那样得到孙先生的某几手绝技，而如虎添翼。而孙先生认为这些东西完全不能代表自己的学术。事实上是，不深入到孙先生的修身体系中，就无法理解孙先生卓绝的格斗体系的内涵。因此这种对技击本质的认识上的差异，造成李景林等人在上述这个问题上对孙先生产生误解。于是，“孙先生不教人！”成为当时李景林所在的山东国术馆批评孙先生的一个主要话题。这在当年田振峰的文章中表现尤甚。由此也可以看出，孙禄堂先生的武学思想和武学体系在当时传承、传播上的困难。孙先生认为这是当时习武者的文化基础不足造成的。鉴于此，于1931年夏，孙先生登报招收学生，教学时间三年，三年见成效，其必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是大学文化程度。然而不久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使得孙先生的这一教学实验和计划不得不告中断。这可能就是孙先生在江苏国术馆三年余，未能培养出一个自己的衣钵传人的主要原因。
江苏国术馆教员概况
在江苏国术馆任教的教师中曾有过不少大家、名家和学者。由于种种原因大多任教的时间都不长，有的数月就离任了。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有：曾任国术馆副馆长的近代训诂学大师胡朴安，国术馆代教务长、武学大师孙存周，甘凤池四代嫡传金佳福。此外在江苏国术馆担任过教习的武术名家有：孙式太极拳大师孙振岱、八卦拳大师孙振川、形意拳大师齐公博、杨式太极拳大师杨澄甫，以及李玉琳、胡凤山、马承智、柳印虎、柳印召、金一明、金仕明、金淑英、徐铸人、李庆澜、郝月如、于化行、陈一虎、张熙堂、陈敬承、童文华、袁伟、闻春龙、田兆麟、蒋有为、朱国禄、萧汉卿等。这些教师都是当时身怀特技、各有所长的高手。按照郑佐平当时的评价：孙存周的技击功夫没有人能比。其次是孙振川，1930年随师去杭州，其功夫之神妙，令擂台骄子曹晏海自愧相差太远。根据我的老师孙剑云、国术馆练习员孙雨人以及李天骥师兄的介绍，在劲力表现上这些教师也是各有特点：比如齐公博的劲是刚、灵、捷，善于硬打硬进，其形意拳的功夫可与尚云祥先生相媲美。孙振岱的劲是冷而透，出手无兆，劲往里钻。孙振川的劲是灵而深，身法变化奇幻倏忽，其劲深透对方内脏。比其弟孙振岱，身法更灵，劲更深透。胡凤山的劲是惊炸，常用一个手指指向对手，沾上瞬间劲力惊炸而出，沾身炸力。其惊炸力不逊于孙振岱，或有过之，然而身法不及孙振岱灵捷，劲不及孙振岱冷透。朱国福的劲是猛烈，冲劲很大，如疾风骤雨。孙存周的劲是虚灵巧妙，常用点、按、截、挂、敷、吞、搓、划等手法，其劲能深透五脏、制敌神魂。用法上是妙理环生，从容中道。马承智的劲是冷硬疾快，用法丝丝入扣。李玉琳的劲是沉灵雄浑，尤擅推手。萧汉卿的劲硬而深，指如钢钩铁杵，击人痛入骨髓。
以上这些人虽然都属孙门的第一代嫡传，但技术特点各异，所相同者是都遵循拳学并非仅仅是一种格斗之术，而是一门道理，是一门修身的学术的宗旨。
江苏国术馆关闭原因
江苏国术馆是全国各省国术馆中成立最早的，也是关闭最早的。关闭的主要原因是1932日军轰炸闸北，进攻上海。当时国民政府的十九路军顽强抗战，后在美、英、法三国的调停下，国民政府签下了非常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当时国民政府的防线一线是上海，二线为南京。镇江是处于战场地区而不在二线的防线范围内。因此，江苏国术馆的股东们纷纷撤离。造成江苏国术馆的资金没有了着落，因此，到了1932年3月，江苏国术馆迫于资金压力不得不停办。停办后，孙存周、孙振岱都去了上海。孙存周在市公安局教授消防队武术。孙振岱去上海警备司令部教拳。在此之前胡凤山回到军队任职，马承智回到霍丘。李玉琳、李庆澜、于化行等都去了山东国术馆。齐公博返回北方，孙振川在此之前也返回北方。金一明去了中央国术馆，金佳福、金仕明、徐铸人等都回到了南京。惟柳印虎在镇江组织行健社继续传播拳术。
